泰国内阁批准免征部分电动车零部件关税，给当地企业减轻了哪些经济负担？

请教泰国关税及其他营业税问题

一、泰国税制框架
泰国税收的基本法律为《税收法案》（Renenue Code），该法主要调整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特别营业税和印花税。另外，《燃油所得税法案》管理石油和燃气的特许经营行为，《海关法案》管理关税和进出口行为，消费税和财产税由其他法律管辖。
泰国的税收可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大类，直接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石油所得税，间接税则包括增值税、特别行业税、关税、消费税、印花税以及财产税。从税收的归属来说也可分为两个部分，即中央税和地方税。中央税占主导地位，主要分为六大类，地方税分为两大类。
中央税收包括针对收入和利润征收的所得税、以社会保障分配为目的的工资税、针对财产征收的房地产转让税、增值税、消费税、特别营业税、扑克牌税、针对国际贸易和交易征收的进口关税、出口税等。
地方税收包括对财产课税和机动车税。其中财产税包括针对房地产征收的房产租赁税、土地开发税、房地产转让税，针对货物和服务业征收的增值税附加、特别营业税附加、部分商品的消费税附加，以及对使用某种货物和财产或许可从事某种行为的税收。
二、税务管理机构
泰国财政部是泰国负责财政和税收管理的主管部门，下辖财政政策办公室、总审计长厅、财政厅、海关厅、国货税厅、税务厅、国债管理办公室等8个厅和政府彩票办公室、烟草专卖局、住房银行、泰国进出品银行、扑克牌厂、资产管理公司等16个国有企业。其中负责税收征收管理的主要是税务厅、国货税厅，以及负责关税征收的海关厅。税务厅主要负责征收所得税、增值税、特种行业税以及印花税，国货税厅征收特定商品消费税，海关厅负责进出口关税的征收。地方政府负责财产税以及地方税的征收。
泰国税务厅成立于1915年，是泰国财政部负责税收征管的最高管理机关，主要征收和管理以下税种：个人所得税、法人所得税、增值税、特别营业税、印花税和石油所得税。税务厅实行厅长负责制，并设四个副厅长。税务厅的组织机构在全国分为两个部分，即中央税收管理和各府税收管理机构。
近年来，泰国税务机构通过开发信息技术平台，不断提出更加有效的征收方法，建立更加公平有效的税收征收机制，并保证税收征管工作与政府的政策协调一致。
各府的税收管理包括府税务办公室和曼谷以外的区税务办公室。府以下的税务管理机构直接向府尹或区行政长官报告。
泰国税务厅负责征收的各税种分类情况表
（财政年度1998-2003）
（百万泰铢）
税种\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1. 个人所得税 122，946 106，070 91，790 101，146 108，371 117，309
2. 企业所得税 99，478 108，820 145，558 149，663 170，415 208，859
3. 增值税 232，388 201，976 192，512 215，318 228，196 261，306
4.特别营业税 35，241 21，311 17，016 12，852 13，715 12，757
5.营业税 342 185 126 84 99 N/A *
6.印花税 2，991 2，824 3，350 3，410 4，122 5，348
7.燃油所得税 5，316 10，872 10，739 17，154 19，128 21，773
8. 其他 263 258 236 241 236 330
总额 498，964 452，317 461，325 499，868 544，281 627，682
（泰国税务厅官方网站）
国货税厅实行厅长负责制，下设税务管理处、收入处、审计监督局、法律事务局、税收计划局及各府的消费税办公室等部门。主要依据消费税法案对规定的某些商品或服务征收消费税，应税商品或服务主要包括：汽油及汽油制品、非酒精饮料、空调等电器、铅晶制品、汽车、摩托车、游艇、香水、羊毛地毯、电池、赛马场和高尔夫球场等场所等。大部分商品为从价税，对汽油和非酒精饮料则按价或按数量和重量计算。
在下列特殊情况下，部分货物或服务可免征消费税：依据关税法免征关税的货物；出口货物及损坏或变质的货物； 捐赠给慈善机构的货物；外交人员所有的物品；燃料或燃料制品用于国际航空器或500吨位以上的船舶；将所得捐赠给公共慈善事业所提供的服务。
海关厅是财政部直属的政府机构，主要负责关税的征收，并代征进出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等；负责海关监管工作，打击走私、偷逃税等违法行为及国际贸易便利化。
三、四大主要税种介绍
（一）个人所得税（PIT）
泰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年度为公历年度。泰国居民或非居民在泰国取得的合法收入或在泰国的资产，均须缴纳个人所得税。税基为所有应税收入减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按从5%到37%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
根据国际惯例及双边协定，联合国官员、外交人员及一些客座专家免缴个人所得税。
根据收入法案第40款的有关规定，部分个人所得可以在税前根据相关标准进行扣除，如租赁收入可根据财产出租的类别，扣除10－30%不等；专业收费中的医疗收入可扣除60％，其它30％，版权收入、雇佣或服务收入可扣除40％，承包人收入可扣除70％，第40款所规定的其它商业活动取得的收入可根据商业活动的性质扣除65%至85%.
（二）企业所得税（CIT）：
企业所得税是对依照本国或外国法律成立的法人公司或合伙企业在泰国从事经营活动征收的一种直接税。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以净利润为基础计算，即用所有本会计年度中的经营收入减除税收法典中规定的允许扣除的费用后的余额。对股息收入，一个泰国公司从另一家泰国公司收到的一半股息可以从应税收入中扣除，如果是证交所挂牌的公司，其所收到的所有股息都可以从应税收入中扣除。
在泰国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都需依法纳税，纳税比例为净利润的30%，每半年缴纳一次。基金和联合会、协会等则缴纳净收入的2-10%.国际运输公司和航空业的税收则为净收入的3%.
未注册的外国公司或未在泰国注册的公司只需按在泰国的收入纳税。正常的业务开销和贬值补贴，按5－100％不等的比例从净利润中扣除。对外国贷款的利息支付不用征收公司所得税。
公司？部合作所得的？利免征50％的税。对于拥有其他公司的股权和在泰国证券所上市的公司，所得红利全部免税，但要求持股人在接受红利之前或之后至少持股3个月以上。
在允许扣除费用中，研发成本可以作双倍扣除，职业培训成本可以做1.5倍扣除。
在泰国，有各种各样的商业组织经营形式。选择不同的形式注册会影响税率和税收优惠的不同，最常见的是分成泰国公司和外国公司两大类。泰国公司是指依据泰国法律登记的公司，外资比例不高于总资本的49%.外国公司是指公司在泰国经营、但是依据外国法律登记的公司，或虽不在泰国经营、但有来源于泰国的所得的公司。
泰国公司的正常法人所得税税率为30%，但下述情况可得到低税率优惠待遇：
注册资本低于500万泰铢的小公司，净利润低于100万泰铢的，按20%计算缴纳所得税；净利润在100－300万泰铢的，按25%计算缴纳。
在证交所（SET）登记的公司净利润低于3亿泰铢的，按25%计算缴纳。
新在证券交易所或新生股票投资市场（MAI）登记的公司，分别按净利润的25%和20%计算缴纳法人所得税。
设在曼谷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经营总部按合法收入利润的10%计算缴纳。
协会和基金会按总收入的2%和10%计算缴纳。
外国公司在泰从事经营，无论是分支机构、办事处、个人或代理，均应就来源于泰国业务利润的30%缴纳所得税。国际运输公司按照总收入的3%计算缴纳。
不在泰国从事经营业务的外国公司就来源于泰国收入的部分项目缴纳预提所得税，不同收入的税率可以根据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条款得到降低或免除。
国外来泰投资的公司如果注册为泰国公司，可以享受多种税收优惠，如取得BOI投资促进优惠待遇的公司可获3－8年的所得税减免；设在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或取得投资促进优惠待遇的公司，降低或免除原料和机器设备的进口关税；取得投资促进优惠待遇的公司，运输及水、水供应成本可在计税时双倍扣除；聘请高级研究人员进行项目研发的成本可在计税时双倍扣除；为提高人力资料水平进行的职工培训费用可作1.5倍扣除；中小企业可在获得电脑、厂房和机器设备时一次分别将成本的40%、25%、40%折旧计入成本。
在泰经营的公司必须每年两次报送纳税申报表并缴纳税款。其中半年度纳税申报表在上半会计年度终了后两个月内报送税务机关，应纳税所得额为公司预计年度净利润的50%；年度纳税申报表应在会计年度终了后150天内报送税务机关。
（三）增值税（VAT）
增值税制度从1992年元月1日起开始实施，取代原有的商业税制度。1999年，泰国增值税的普通税率由10%下调为7%.
增值税是在生产和销售的每个环节对增值部分征收的一种间接税。任何年营业额超过120万泰铢的个人或单位，只要在泰国销售应税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都应在泰国缴纳增值税。进口商无论是否在泰国登记，都应缴纳增值税，由海关厅在货物进口时代征。
增值税纳税人包括生产厂家、服务行业、批发商、零售商以及进出口公司。增值税按月缴付，应纳税额＝销项税 － 进项税。
免征增值税的情况包括年营业额不足120万泰铢的小企业；销售或进口未加工的农产品、牲畜以及农用原料，如化肥、种子及化学药品等；销售或进口报纸、杂志及教科书；审计、法律服务、健康服务及其它专业服务；文化及宗教服务；
实行零税率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包括出口货物、泰国提供的但用于国外的劳务、国际运输航空器或船舶、援外项目下向政府机构或国企提供的货物或劳务、向联合国机构或外交机构提供的货物或劳务、保税库或出口加工区（EPZ）之间提供货物或劳务。
《税法案》对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销售结算方式的不同做了详细规定，对货物来说，一般销售货物的，为货物移送时，或货物的所有权转移时，或收到货款、开出发票的当天；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为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或收到货款、开出发票的当天；进口货物，为支付关税时，或提供担保时，或设立担保人时，或开出提单时；出口货物的，除同进口货物外，还包括货物移送至出口加工区或从保税库出口时；对应税劳务来说，为款项支付时，或开出发票时，或劳务使用时。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以早的为准。
当每个月的进项税大于销项税时，纳税人可以申请退税，在下个月可返还现金或抵税。对零税率货物来说，纳税人总是享受退税待遇。
与招待费有关的进项税不得抵扣，但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作为可扣除费用。
（四）特别营业税（SBT）：
特别营业税是1992年开始实行的一种间接税，以取代原有的营业税。部分不征收增值税的业务划入特别营业税的范畴。
征收特别营业税的业务主要包括银行业、金融业及相关业务，寿险，典当业和经纪业，房地产及其他皇家法案规定的业务，其中，银行业、金融及相关业务为利息、折扣、服务费、外汇利润收入的3%， 寿险为利息、服务费及其它费用收入的2.5%， 典当业、经纪业为利息、费用及销售过期财物收入的2.5%，房地产业为收入总额的3%，回购协议为售价和回购价差额的3%，代理业务为所收利息、折扣、服务费收入的3%.在特别营业税的基础上加收10%的地方税。
免征特别营业税的业务主要包括泰国央行、政府储蓄银行、政府住房银行及农业和农业合作银行的业务，泰国进出口银行、泰国工业金融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小工业金融公司及二级抵押公司的业务，国家房屋局、政府典当和养老金基金机构的业务，以及在泰国证交所挂牌的证券销售业务。
从事特别营业税业务的单位和个人须在开业后30天内向税务机关登记为特别营业税纳税人，并填写纳税人登记申请表。
无论是否发生业务，特别营业税纳税申报表都须按月填报，并在次月15日前向当地税务机关报送和缴纳。有多处营业场所的应分别填报缴纳，除非得到税务厅长的批准。
四、特别鼓励措施和待遇
（一）鼓励出口企业依法经营，并给予优惠待遇。
税务厅根据出口企业纳税的经营和纳税情况认定“优质出口商”和“注册出口商”两类企业，在退税方面给予优惠，及时收到出口退税款有利于企业的资金周转。
认定为“优质出口商”的出口企业，通过互联网填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可在填报后15日收到出口退税款；在地方税务办公室纳税大厅填报纸质纳税电报表的，可在填报后45日内收到出口退税款，优惠有效期为两年，到期前三个月可提交延续申请。
申请成为“优质出口商”的企业必须是进行增值税税务登记的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实收资本不少于1000泰铢，并在过去的一年里达到一定的出口比例。出口商的出口退税直接存入银行帐户，与分支机构汇总缴纳增值税；必须有良好的纳税记录，无违纪行为。公司聘请的注册会计师须经股东大会一致任命，并向税务厅提报注册会计师的有关情况。
“注册出口商”的申请条件与“优质出口商”类似，部分条件略宽，因此享受的待遇也次于“优质出口商”。通过互联网进行纳税申报的出口商可在30日收到出口退税款，在纳税大厅填报纸质纳税电报表的出口商可在45日内收到出口退税款。
（二）鼓励设立区域经营总部（Regional Operating Headquarters）
ROH是指在泰国注册开展业务，并向其关联企业或分支机构提供专有资格服务的股份公司。提供的专有资格服务包括：
经营和管理服务，技术服务，业务规划协调、原料配件调配供应、研发、营销和促销计划、培训和人员管理、经济和投资研究分析等方面的支持性服务等。
在泰国成立区域经营总部（ROH）可享受较多的税收优惠，包括企业所得税减免、特殊的折旧率、为ROH工作的人员个人所得税给予特别待遇等。
减免企业所得税。对向关联企业或分支机构提供专用资格服务所得收入减按10%征收所得税；为在泰国的关联企业或分支机构进行研发工作所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减按10%征收企业所得税，来自非关联企业的也可享受此待遇；向关联企业或分支机构提供贷款的利息所得减按10%征收企业所得税；来自关联企业的股息所得免税，付给泰国以外的未在泰开展业务的公司的股息免税。
加速折旧许可。固定资产可在获得之日一次按总成本的25％计入折旧，剩余部分按正常折旧率计算，但用于ROH正常经营所购建建筑物的折旧期限不应低于20年。
外派人员待遇。由 ROH派往国外工作的人员，提供服务所得收入在泰国免征个人所得税。但其收入必须是国外机构支付。外派人员也可选择按15%缴纳预提税，这样这部分收入可不纳入年度个人收入申报中。
ROH享受上述税收优惠的前提是符合以下条件： 依泰国法律成立的法人公司或合伙企业；公司上一年度的实收资本不少于1000万铢；公司应为3个以上在泰国以外国家的关联企业或分支机构提供服务；为国外关联企业或分支机构提供服务所得收入不应少于其总收入的50%；有关资料在税务厅备案。
（三）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
为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泰国对中小企业 （SMEs） 提供以下税收优惠措施：
对于实收资本在500万泰铢及以下的泰国公司，降低法人所得税税率。净利润在100万泰铢以内的，适用20%的所得税税率，净利润在100－300万泰铢之间的，适用25%的所得税税率，利润超过300万泰铢的，按正常30%税率缴纳。
泰国公司拥有的耐用资产（不包括土地）低于200万泰铢，雇佣员工低于200人的，第一年可获得以下特许优惠：计算机硬件及外围设备可在获得之日一次按总成本的30%计入折旧，剩余部分按正常折旧率计算，但折旧期限不应少于3个会计年度；建筑物和厂房可在获得之日一次按总成本的25%计入折旧，剩余部分按正常折旧率计算，但每年折旧额不应超过总成本的5%；机器设备可在获得之日一次按总成本的30%计入折旧，剩余部分按正常折旧率计算，但每年折旧额不应超过总成本的25%；合格的风险投资（VC）公司投资于耐用资产（不包括土地）低于200万泰铢且雇佣员工低于200人的泰国公司，所获得的股息收入及出售股份的资本收益，全部免缴法人所得税。
五、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
分析研究于经济全球化的形势，借鉴国外税制改革的特点和趋势，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目前我国税制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不合理，间接税比重过大，负担过重，直接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偏低，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因此，应建立适应国际规范的税制结构，适当降低流转税的比重，提高所得税的比重，开征社会保障税，逐步建立以增值税、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通过增值税体现税收的组织收入功能，所得税实现经济调控功能，社会保障税起到稳定社会的功能。
（二）增值税方面，泰国实行7%的低税率，易于实现出口退税，有利于企业资金周转，提高出口的积极性。我国由于增值税率较高，退税率变动频繁，且拖欠退税款的情况比较普遍。
另外，我国现行不规范的生产型增值税，与世界上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存在差距，存在重复征税和税负失衡的问题，不利于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让国内产品完全以无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公平竞争，也不利于固定资产投资。目前，我国已在辽宁开始尝试转型，采取对机器设备投资进行抵扣的作法，在取得一定经验后应尽快在推广，最终实现全部新增固定资产纳入抵扣范围，向消费型增值税过渡。
（三）消费税的征收有较强的时效性，并反映国家的消费导向。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调整现行的消费税税目和征收范围，对护肤护发品、化妆品等普通消费品停止征税，提高奢侈品、高档消费品和高消费行为的税率，并通过消费税调节达到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目的。
（四）按国际规范完善所得税制。多年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外商投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内资企业负担沉重，妨碍了内外的公平竞争，因此，应尽快研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使大家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
另外，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采取的是9级超额累进税率，许多新生的所得项目未列入个税的征税范畴。因此，应逐步扩大个税征税范围，实行适度的超额累进税率，减少累进税率级次，建立规范、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体系，完善代扣代缴制度。
（五）目前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统一性，不符合公平原则，且变动频繁，稳定性差，透明度低，不利于操作和执行。应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单独立法，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规范性，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从区域优惠、直接优惠向产业优惠、间接优惠转变，通过优惠措施达到鼓励对中小企业、先进技术企业、知识经济产业以及能源、资源行业投资，鼓励对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的投资的目的。

能不能提供一篇关于个人所得税方面的论文

近一年来，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其中个人所得税应当具有什么社会职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去年为修改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而由全国人大举行的听证会上更是各种不同观点的大交锋。纵观媒体的诸多报道以及这次听证会各位参与者的观点，有关个人所得税的社会职能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权利说。持这种观点者认为，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中国）公民的权利，如果将扣除标准提高，将使得有的公民由于不能达到该“门槛”而不能行使其纳税权。
义务说。持该观点者认为，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任何人都不得逃避此项义务。
荣誉说。该观点跟权利说相关联，并以权利说为基础，但不同于权利说。该观点认为每个纳税人都为自己能够为国家纳税而感到光荣，国家不应该通过任何方式剥夺任何公民的此种荣誉感。反映到对待调整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的态度上，就是要求维持现有的扣除标准不变，甚至降低扣除标准，以使更多的人能够缴纳个人所得税，从而获得相应的荣誉感。
财政收入说。该观点认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是为政府获取财政收入，而其他功能则是其副产品，是由于政府在征税过程中而自然产生的。
缩小贫富悬殊说。当前大多数人对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动机在于要缩小社会上存在的贫富悬殊，认为富人应该多纳税，穷人少纳税或者不纳税，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并且认为，如果穷人不用纳税，那么其收入就相应的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人们之间的贫富悬殊。
保障人权说。刘剑文教授在全国人大的听证会上明确指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首先应当建立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即首先应当保证人们为了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部分不纳税。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
那么，个人所得税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对于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功能有什么影响？本文拟就该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向学界同仁请教。
一、
无疑，个人所得税之纳税人有权根据法律之规定向国家交纳其应缴之税收，但即使国家规定其应当履行且无法规避的，称之为权利似乎不及称之为义务更为妥当。当然我们不否认纳税人不止负有义务，其在纳税过程中也享有一定权利，如知情权、拒绝缴纳超过其应缴之数额的权利等等，但这种意义上的权利跟作为整体的纳税行为是权利抑或义务似乎有所不同。我国出版的《法律词典》对“权利”一词的解释是：“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从通常的角度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或认可。” 其本质特征是权利主体可以为也可以不为某一行为。如果行为人不为某一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这就很难说是一项权利，而应当说是一项法律义务，因为义务是“法律规定的对法律关系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约束”。换句话说，义务是一个人必须要做的事。如果不做，政府就要强迫他做，如果义务人要反抗或者逃避，还要他进行惩罚。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税收征收管理法》也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可见我国立法上是将纳税作为纳税人应当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而不是当作一项可以任由纳税人处置的权利来对待的。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国都把偷税、漏税列为一种罪刑。这说明，无论中外，都把依法纳税看成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将纳税当作纳税人的一项权利实际上是将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可以享有的权利跟整个纳税行为等同起来了。
至于有人认为将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定的较高（其实这也是相对的），以至于未能超过扣除标准的人就不能向国家缴税了，从而剥夺了这部分人的“荣誉感”的观点，只是极个别现象，在税法学界并不存在。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于对纳税的本质存在误解所致。任正隆委员的话里还隐藏着一句潜台词：即越有钱、交税越多的人越有“荣誉”。这种鼓励人们纳税的积极性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一味地认为纳税越多越光荣。这还要看税收征管部门征收的税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果纳税人通过诚实合法地劳动，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的同时根据法律的规定缴纳大量的税款，这无疑是件好事。如果对于税收征管部门违反法律规定让纳税人多交税款，不但不制止，反而认为这是一种荣誉，那就很不应当了。这不但不是一种荣誉，而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是应当制止的。如果想多向国家作贡献，完全没必要建议国家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向社会弱者或者国家作出捐献同样能够为他带来荣誉感。而相反，如果调低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则增加了全国数以万计其他纳税人的税负，这不符合当今税制改革的潮流。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看法，这跟我国的税制结构存在一定关系。我国的税制结构的特点是，它不是以直接税为主，而是以间接税为主。目前，中国的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还不足10%，而商品税则占总收入的60%～70%。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直接税的纳税人不能将其税收负担转嫁给他人，而间接税的纳税人则能将其纳税负担转嫁给他人。因此，无论是企业所得税还是增值税、营业税、关税之类，最终都是通过减少个人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而实现的。由于商品税的税负容易转嫁，而且最终多转嫁到了终端消费者身上。因此，即便个人收入没有达到税法规定的扣除标准，但他实际上仍然在向国家交税，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这部分税收包含在商品价格之内，通过商品经销者直接交纳，消费者没有意识到而已。正因如此，才有人认为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名义纳税人并不就是实际纳税人，这种隐蔽和错位构成对纳税人荣誉感的极大不尊重。因此，如果改革中国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的格局，实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格局。这样，隐蔽性不存在了，误解也就随之消失。
二、
对于个人所得税到底是否应当成为调节贫富悬殊的手段，近年来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而且从媒体的报道看来，似乎肯定说占了上风。
有撰文指出，个人所得税法的主要功能应当是调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缩小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甚至有学者通过比较我国和英国、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在缩小贫富差距中的不同作用，结论性的指出我国的所得税规模偏小，起不到应有的缩小收入差距作用。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研究对于促进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和完善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是否应当是调节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事实上，基尼系数反映的不只是人们在收入上的差距，它更多地是反映人们在财富分配上的差距。收入不等于财富。收入的多少能够影响到人们财富的多少，但不是唯一因素。形成社会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产存量高度相关，而个人所得税针对的是资产流量，对资产存量则无法调节。其次，个人所得税在收入调节方面的作用只在于削平高收入者的收入，而不能增加低收入者的财富。再次，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税率制——尤其是较高的边际税率加上较低的征管水平和较弱的纳税意识——不但强化了纳税人的偷逃税动机，而且增加了征收成本、降低了征税效率，降低了税收征管的透明度，因而也限制了它在调节人们的收入差距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事实上，许多富豪体现在工资表上的收入都不是特别高，有的比他们所聘请的员工收入少得多，甚至只是象征性的领取一点工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占居多数。因此，主要用来调节收入差距的个人所得税——即便我们认为这是个人所得税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很难实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目的的。
从理论上说，个人所得税确实具有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但这只是其副产品，而不是主要职能。其主要职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指为了政府获得财政收入。因此，即便在目前讨论非常激烈的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问题上，重要财政税收部门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否会因此而减少或者到底会减少多少，而不是更多地考虑到是否有效地减少了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如果真是为了缩小贫富悬殊的话，政府首先考虑的肯定是开征财产税或者拉大个人所得税的级差。政府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急于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应该说主要是为了缓和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在心理上安抚低收入者，而不是为了缩小贫富悬殊，因为通过调整扣除标准不只是降低了低收入者的税负，同时也降低了高收入者的税负，更何况人们通过调整扣除标准所享受到的实惠（从几元到一两百元不等）对于缩小社会贫富悬殊来说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
三、
从历史角度看，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也主要是为了获得财政收入。1799年，英国第一个征收个人所得税。当时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目的是为了战争举债，而且只对中上等阶层开征，税率为10%。1802年，这项税就取消了。1803年，英国国王埃廷顿又开设了一种新的所得税，采取了按照来源将所得分类的方法。在当时确定的五种来源中，其中四类一直沿用至今。但是这税种到1816年又一次被取消了。1842年，皮尔又一次临时引进所得税，以解决遗留的财政赤字。但是皮尔反对针对富人实行高税负政策，认为这将使富人停止经营业务，甚至逃往国外。因此，他对低于150英镑部分实行免税，只对高于150英镑部分征税，税率为3%。同时，他还降低了间接税，以促进制造业、贸易和商业部门的发展。
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其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关税和消费税。但是战争开始后，庞大的军费开支迫使联邦政府开始寻找其它财源。1861年，北方联邦政府制定了一部所得税法，以冀充实军费。根据这部法律，联邦政府对年所得在800美元以上部分征收税率为3%的个人所得税。但是由于这部法律的表述不够清楚，因此一直未能实施。一年后，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部所得税法，并且得到了实施。根据这部法律，1万美元以上部分的最低税率为3%，最高为5%。这部法律于1872年废止，在此期间共征收了3.76亿美元，相当于那段时期美国国内税收的20%。
1894年，由于国际贸易量下降，对进口货物征收的关税和消费税随之减少，美国财政收入告急，于是美国国会再次通过了一部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对4000美元以上的所得征收2%的个人所得税。但是，由于当时的美国宪法规定，“除与已进行的人口统计的数字成正比例的直接税外，不得课征其他直接税。”189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判定，所得税是直接税，要在各州人口比例分摊。因此，1894年的这部税法由于违宪也未能付诸实施。
1913年，美国对宪法进行了修正，赋予国会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权力。同年底，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后的第一个个人所得税法，从此该税种在美国迅速发展。在此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个人所得税主要适用于少数高收入阶层，豁免范围较宽、税率累进程度也较温和。在“二战”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原因，美国大幅度削减了豁免项目，并提高了税率档次。战争结束后，美国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个人所得税收入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持续上升。1939年个人所得税大约只有10亿美元，1988年收入额达到1000亿美元，1996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6564亿美元。近年来，联邦预算收入约有45%来自个人所得税，它已经成为联邦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税制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加拿大是在1917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各项开支剧增，从而促使联邦政府考虑征收个人所得税。甚至其个人所得税法的名称就叫做《战时所得税法》(Income War Tax Act)。这个名称一直到1949年才被新的《所得税法》所取代。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是1887年开始征收的，其主要动因也是为了筹集军费，因为自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以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就在个人所得税开征的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即制订了多种侵华方案，其中以其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提出的《清国征讨方略》最为著名。它不仅包括军事占领北京、南京等地的作战计划，还特别谏言乘战胜之机将中国分割为六块，以最终灭亡中国。1890年，三县有朋首相的《外交政略论》和《军事意见书》在内阁获得通过，确立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后来被发展为“满蒙生命线”和“大东亚共荣圈”。韩国曾长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1948年，韩国共和国成立，并开始建立税制。在当年颁布的八部基本税法中就包括了所得税法。加拿大、日本、韩国的经验更是说明，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应该是组织财政收入，而不是为了调节人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的发展轨迹跟英国和美国也很相似。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起始于20世纪初。1914年，中国民国即颁布了《所得税条例》，但是由于讨袁护国战争爆发未能真正实施。1935年，国民政府重又提出《所得税法案》，次年立法院通过《所得税暂行条例》，行政院颁布《所得税暂行条例细则》，个人所得税制即行实施。国民政府拟定先行对薪给报酬所得和公债利息所得课税，其余各类所得自1937年起全部课征。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开征个人所得税由此开始。1943年，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所得税法》，其中就包括个人所得税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但是在它成立后到1980年的三十年时间里，我国并没有建立独立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简单，收入来源单一，个人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差距不大。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了解决来华工作的外国人的所得税问题，国家财税部门开始研究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度。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根据这部法律，征税所得包括工资、薪金、利息等六大类。工资、薪金按照六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税率从5%到45%不等，其他五类均按照20%的统一税率征收所得税。
为了适应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并对其中的高收入者进行调节，1986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暂行条例》，并与同年开始实施。其主要适用对象为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建筑安装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行业，以及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开业的城乡个体工商户。同时，为了进一步调节个人收入，防止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悬殊过大，1986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个人收入调节税的缴纳人为在中国境内居住的中国公民，征税收入包括工资、薪金收入、劳务报酬收入等八类，税率从20%到60%不等。1993年10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并于1994年1月1日施行。1994年1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1994年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原来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将原来按照纳税人的类型分别设立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合并为一个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并从纳税人、征税项目、免税项目、税率、费用扣除等方面加以完善，从而使之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法。此后，我国又对个人所得税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主要包括针对储蓄存款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建立个体工商户的会计制度，针对企业管理者使用年薪制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等等。
四、
尽管个人所得税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调节收入的目的，但是现实中的某些做法往往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个人所得税的这一效果。
首先，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人们的收入——尤其是高收入者的收入——逐渐显示出多源化的趋势，即从多个来源获得收入。他们的收入除了来自薪金外，还来自于其他许多不同类别，如各种投资所得。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各种不同种类收入使用的税率各不相同。这样，人们可能通过混淆不同类别的收入（适用不同税率）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纳税义务或者减少自己的应纳税额。另一方面，对于来自海外的收入，由于在税收征收方面的困难，这些收入也往往很难被税务机关发现。于是人们便可能通过混淆境内和境外收入的方式来规避自己的税收义务。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采取由境外关联公司（母公司）支付本应由境内企业支付个人工资薪金的方式，达到逃避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的目的。实际征管中，由于一些基层税务征管人员没有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对境外企业支付其雇员的工资薪金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 241号）的要求执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其次，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有条件利用税法上的漏洞逃避税收义务。这一方面包括利用本国税法上的不完善的地方偷逃税款，另一方面包括国际税收协定来实现少纳税的目的。任何国家的税法都不可能是完善的，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完善之处。高收入者往往可以通过聘用有经验的会计师和税务律师来帮助其实现少纳税的目的。而国际税收协定的制定，其最初目的是为了避免对所得的重复征税，但高收入者往往也可以利用这些国际税收协定来避税。例如，根据国际惯例，税法用住所和实践两个标准来界定居民和非居民。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此规定，凡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若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一次离境超过30日或者多次离境累计超过90日（即“90天规则”），将不失为全年在中国境内居住，也就不是居民纳税义务人，因而只需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就容易造成纳税人利用居住时间来合法避税。
第三、企业代表处、分支机构劳务地和纳税地不统一也可能造成外籍人员少交或者不缴个人所得税。目前，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往往在内地城市设立隶属于北京、上海等的中国公司或亚太公司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其财务核算相对简单，发生的业务费用一般实行报账制，员工的工资及补贴等全部由北京、上海等中国公司总部发放并在当地扣缴个人所得税。这样，出现外籍人员的纳税地与实际工作地（提供劳务地）不一致的情况，导致代表处或分支机构在总部之外发放给员工的各类补贴和津贴游离于两地税务机关的管辖范围之外，增加了管理难度；同时考虑到这些公司及其员工实际享受了工作地的公共服务设施而不在当地纳税的现实，也有违公平原则。
第四、许多高收入者都是企业家或者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有条件将个人收入与企业支出相混淆，以此来减少个人的所得税。部分小型外商投资企业（实为外籍人员的个体或私营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往往采取只领取少量工资、却在公司报销大量的个人支出费用等手段，一方面逃避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另一方面通过报销的个人费用达到侵蚀企业所得税税基的目的。
第五、许多地方为了吸引高级人才，往往制定一些有利于降低高收入者税负的规定，使得他们能够合法的少缴或者不缴个人所得税。例如，根据《北京市软件企业高级人才专项奖励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北京市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将本人上一年度已缴纳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的80%用于购买商品房、汽车和以现金出资在本市投资兴办高新技术企业，或者给本企业增加资本金的投入。这项政策后来被延伸适用到来京工作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高级人才以及所有外资企业的高级人才。
第六、国家面向某些高收入阶层还制定了一些不合理的税收政策，这也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例如，个别地区在律师事务所全行业实行核实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其核定的税负明显低于法定税负。这种做法不符合《国务院关于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加强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征管强化查帐征收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1997] 12号）精神，容易造成税负不公，不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入者的作用。并且针对这种情况，国家税务总局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规定：“任何地区均不得对律师事务所实行全行业核定征税办法。” 但这一文件所禁止的是对律师事务所实行全行业的核定征税办法，而不是完全禁止核定征税。换句话说，只要当地的税务和司法管理机关没有要求统一实行全行业的核定征税办法，就可视为没有违背国发[1997] 12号文的精神。事实上，该文同时又规定：“对按照税收征管法第35条的规定确实无法实行查帐征收的律师事务所，经地市级地方税务局批准，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00]91号）中确定的应税所得率来核定其应纳税额。”实际上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各地税务管理机关，从而使自己下发的文件基本上成了一纸空文。
五、
在确保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得以实现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保障纳税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使其用于基本生活开支的收入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应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否则就无法实现保障人权的目的。
对于费用扣除标准的确定与公民基本人权之间的密切关系，刘剑文教授在全国人大举行的听证会上作了精彩的阐述：(1)从平等权角度而言，个人所得税的功能主要在于通过调节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从而缩小其差距，促进平等权的实现。如果费用扣除标准定得过低，将使低收入者负税增加，不符合个人所得税法的宗旨，不利于公民平等权的保障。(2)从生存权角度而言，公民的最低生存条件必须要得到保障，对于属于最低生存条件范围的收入不能征税；如果扣除标准定得过低，势必会损及公民生存权的保障。(3)从发展权角度而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发展权的倡导和保障应提上议事日程。就扣除标准而言，除了对公民的最低生存条件予以保障外，还应该考虑到公民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并享受相应发展成果所需要的费用。如果费用扣除标准定得过低，显然不利于发展权的保障与实现。
对于这一点，实际上世界各国都规定了一定的扣除标准，以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例如，世界各主要国家基本上都是按照家庭收入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而且对于家庭的生活开支规定了非常详细的扣除项目。除了为纳税人家庭开支规定了一个扣除标准外，还对一些跟家庭发展或者提高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些其他项目规定了扣除标准，这些扣除项目主要包括：教育开支、购买保险、购买高科技消耗品如汽车、电脑等。此外，一些国家还通过对个人所得税规定一个扣除标准以促进传统道德建设。例如，泰国鼓励纳税人成家，有配偶的纳税人比独身纳税人有更多的免税收入。马来西亚规定对父母亲的医疗费用支出可给予一定的扣除，为身体残疾的妻子、子女、父母亲购置支撑身体的设备的支出也给予一定的扣除。美国的个人所得扣除项目更加完善（尽管也更加复杂）。根据美国税法规定，其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办法分为标准扣除和列举扣除两种。标准扣除法是基本扣除额和额外扣除额的总和。基本扣除额由依照申报纳税者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如果申报纳税这是残疾人还可以享有额外扣除额。对于列举扣除法，美国个人所得税法列举的项目包括：巨额医药费用和灾害损失、慈善捐赠、房租支出、自用住宅贷款利息、投资利息、员工业务费用、地方税等。除此之外，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还规定了纳税递减项目，即从纳税人的所得税额中之间扣除的项目。这些纳税递减项目包括：商业抵减、个人抵减、和外国租税抵减。其中个人抵减又包括个人可退税抵减和个人非可退税抵减。个人可退数抵减包括劳务所得抵减、所得税扣缴抵减、社会保障税扣缴过多抵减和低吨位柴油车辆业主抵减等。个人非退税抵减包括子女领养抵减、子女租税抵减、地产贷款抵减、老人残障抵减、亲属看护抵减、助学希望抵减、终生学习抵减、合格电动车抵减和强制最低税抵减等。
六、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在于获得财政收入。政府在通过税收获得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收入分配进行了调节，从而使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更趋合理。但是它很难通过提高扣除标准的方式来实现缩小社会贫富悬殊的目的。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纳税人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任由纳税人行使和处分的权利。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不会剥夺纳税人的荣誉权。同时，我们在实施个人所得税的同时，应当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不断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并且尽可能早的重新制定一部更加完善的个人所得税法，使之更公平、更能保护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从而更有利于人们自觉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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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两会中哪些提案你很赞同？

2022年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在北京召开。全国的人大代表都会齐聚北京，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治等各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为全国人民更好的生活、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建设出谋划策。这些提案有些非常关注人民的日常生活，可以说如果真的实施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极大的影响。下面列举几个我十分赞同的提案。

珠海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今年两会一共带来了7份建议，其中的二份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大关系，也是我最赞同的二个提案。分别为《关于提高个税起征点、加大非工资性收入个税征管力度的建议》、《关于允许企业弹性安排法定节假日的建议》
一、提高个税起征点、加大非工资性收入个税征管力度的建议
董明珠指出：“较低的个税起征点使企业涨薪时普通员工获利的部分远少于企业支出的成本，降低员工获得感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她认为，资本性所得等征管相对较松，且存在部分高净值人群通过在不同收入类型个税之间、个税与企业所得税之间进行税收筹划或偷税漏税。
关于提高个税起征点的问题，在我的记忆当中董大姐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了，现在每月5000元的起征点真的太低了，想想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月薪上月的比比皆是，但是实际可以支配的收入并不多，他们还是每月要为房贷、车贷、医疗、教育等支入所拖累、过者十分节俭，但是每月每光的生活，降低个税确实可以为他们减少一部分负担，增中工资收入，同时通过个税的缴纳来平衡贫富之间的差距，让富人在获得更多财富的同时多交一些税。同时加大非工资收入的缴税额，这些都可以保证财政开支的基础上还可以有让利于民。如果真的施行，每月省下的几百块钱，又可以给自己多加几个鸡腿了。

二、允许企业弹性安排法定节假日的建议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呈现多点散发态势，允许企业弹性安排法定节假日有利于推动错峰过节，减少疫情传播风险，疏解社会运行压力。”董明珠建议她建议逐步放开企业对法定节假日安排的自主权，允许企业根据地方政府的指导，结合不同工种特点，在取得员工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灵活制定具体的调休政策，并制定相应的约束措施和监督机制，避免部分企业滥用政策的灵活性，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一看董大姐就是干实业的，所以特别了解现在的企业情况，确实由于疫情的因素把企业的法定假日把打乱了，其实是对于我这个外地工作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以前法定假日回家过节。但是由于疫情已经二个假期不能回家过节，只能在单位或宿舍独自中度过自己的假期时候。就这样白白浪费于家人团聚的时间。而且像我这样的外地打工人群不在少数，如果企业可以自行安排假期，我们就可以申请错开体假，就可以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样作为一名技术支持人员，由于假期企业中的技术人员休息，我们的技术支持电话是最忙碌的。如果可以调配，我们还真的希望休假时间和正常的企业错开，这样不影响我们的工作，还可以给我们一个相对轻松的休假时间。

三、关于拐卖妇女、儿童实行买卖同罪的建议
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将在今年两会期间发出提议，收买与拐卖同罪，最高可判死刑，对涉及其他违法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
每次看到一幕幕母子相隔十几年再重逢、被拐女子受尽凌辱，被公安人员解救的的画面，作为一名旁观者也是眼眶湿润。建立健全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加大打击力度势在必行。这件事表面上和大多数人没有关系，但是谁也保不定就成了这个偶然事实的受害者。不能冷眼旁观，积极发声，关注和推进事件的进展也是我们普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