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央行维持利率不变，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

根据我国自1993年以来利率调整情况和美联储近几年调整情况看，利率为什么是一直朝一个方向调整？

由于经济的周期性比较明显，所以其利率调整也体现出周期性特点，一个阶段是加息周期，一个阶段是减息周期。而且利率作为央行货币政策使用的重要工具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十分重大，所以基本不会一次调整到位，而是采用分阶段多次调整，观察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再确定下步的调控方案。以防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是重中之重。
拓展资料
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所受到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因素非常多，而且非常复杂。也就是说，利率平的高低和调整，最终是由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所决定的。这几年国银行利率调整步伐十分频繁，这在许多人看来不可思议，其实是有依据的，那就是利率调整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并不是谁坐在办公室里拍拍脑袋就能推出这种政策来的。利率调整主要应当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二是调整的依据何在从利率调整的目的来看，主要是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①调节社会资金总供求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调高银行利率有助于吸引闲散资金存入银行，从而推迟社会消费品购买力的实现，减少社会总需求。与此同时，银行利率的提高也会增加企业贷款成本，抑制商品销售，减少企业盈利。
当出现社会资金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引发通货膨胀时，银行会采取提高利率来进行干预。调低银行利率的作用恰恰相反。调节货币供应量当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超过需求量时会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所以，政府可以通过调整银行利率来调节货币供应量。这主要是通过提高利率来减少信贷规模、减少货币投放，来达到压缩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的目的。促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银行通过提高利率水平，会间接地迫使企业不断加强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利息负担，这在客观上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促进了企业和全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政府通过对需要扶持、优先发展的行业实行优惠利率政策，能够很好地从资金面来支持其发展；相反，对需要限制发展的行业或企业，则可以通过适当提高银行利率的方式来提高其投入成本。
如果贷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那么银行就会遭受本金损失，发放出去的贷款越多亏损越大，正常业务难以为继。相反，贷款企业却可以因此减轻债务负担，并且从贷款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中获得额外收益，诱导企业千方百计扩大贷款数额，从而加剧资金供应紧张局面。⑥国际利率水平银行利率调整还必须考虑国际利率水平高低。如果国内的银行利率高于国际水平，国外资本就会大量涌入，导致银行体系流动性增强，银行利率下降；相反，如果国内银行利率低于国际水平，资本就会流至国外，减少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促使银行利率上升。市场利率化程度越高，上述因素所起作用就越大。金融学点睛利率调整主要应尊重价值规律要求。

4天倒计时！如何交易美联储的“防御性降息”

当前，全球制造业PMI都处于2012年以来的最低状态，全球降息潮扑面而来，近日已有韩国、印尼、南非、乌克兰四国央行宣布降息。北京时间8月1日凌晨，美联储将举行议息会议，降息25基点也是大概率事件。那么，美联储若降息到底为何而降？又将利好哪些资产？
尽管降息被视为央行为市场减压、延长周期的举措，但扩张周期拐头向下的趋势难以逆转，当全球“降息潮”来得比美联储更激进，那么早前“美元见顶回落”的共识也可能落空，因此必须提升投资组合的防御性，黄金在盘整后仍有望上行。
尚未全面开启降息周期
多数机构预计，美联储将分别砸在7月、9月降息两次，此后暂停并采取观望的态度。
核心通胀是美联储最为关心的指标，美国5月通胀和核心通胀分别为1.5%和1.6%，远低于2%的目标。去年美联储认为通胀低迷仅是间歇性的，因此仍执意加息，而如今“间歇性”这个理由愈发站不住脚，因此市场也认为，今年预期的降息2次实则为了弥补去年加息的失误。就美国经济而言，失业率目前仍处于3.7%的 历史 低位，6月超出预期的非农就业数据一度使各界对7月底降息预期大降。
尽管如此，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早已对降息“表决心”——他6月时就提及，“年初以来，我们认为维持利率不变是合理的。但目前随着不确定性增强和通胀低迷，需要强调美联储将会紧密监测未来经济前景，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来维持扩张，保持就业强劲，保证通胀接近2%的目标。一些委员认为，更为宽松的政策现在是合理的。”在他看来，虽然就业报告很好，但贸易不确定性和全球增长放缓的压力都仍然存在。
这些风险资产将跑赢
在防御性降息（pre-emptive cut）阶段，部分风险资产将受到推动。
当然，看好美股的预测目前仍存在争议。例如，摩根士丹利美股策略师威尔逊认为，“目前一边有倾向于宽松的美联储，另一边有持续走弱的经济数据。如果经济数据三季度持续走弱，美股可能会出现10%的回调。”他称，“比起美联储，我们更看重经济数据，美股很难再继续攀高。”威尔逊指出，摩根士丹利企业条件指数6月创下2002年来最大单月跌幅，这一指数和ISM订单、企业盈利修正密切相关。
除了美股外，新兴市场美元政府债券也是机构最为看好的资产之一。逻辑在于，其收益率远高于欧美国家，且“降息潮”有助提振债市，美元计价则有助避免过度的外汇风险，但新兴市场股市仍受盈利和贸易不确定性的拖累。
尽管风险资产暂将迎来利好，但机构仍看好黄金走势。王昕杰认为，当前的周期下，持有5%左右的黄金仓位将有助提振组合收益和防御性。
美元多头拒绝退缩
目前市场预期9月降息10bp的可能性为84.7%。如果期间经济数据恶化，那么可能会推动欧元兑美元跌破1.10。由于利率已经处于-0.4%的 历史 低位，投资者会怀疑将利率进一步推向负值区域是否足以维持欧盟的经济增长势头，届时或需采取更多刺激措施（如恢复购债）。
中国央行未必跟随
早在5、6月，野村、摩根资管、渣打等机构都预计中国央行可能会跟随美联储调整利率，如将MLF（中期借贷便利）等市场利率下调10bp，以释放积极信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跟随”的声音渐强。有机构人士称，监管层曾提及，去年美国加息，中国没有跟随，现在美国降息，中国也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且5月、6月CPI都到2.7%了，所以现在的利率水平是合适的。“中国央行不是只能被动跟随美联储的小国央行，且做多债市已经成为了今年最拥挤的交易，因此需要警惕债市踩踏风险。”
就A股而言，在不确定性持续的背景下，“抱团”现象明显。公募基金在二季度继续大幅买入饮料制品（白酒），同时增持消费与金融板块。瑞银提及，今年市场风格继续偏好大盘股和消费板块。年初至今，中证1000仅上涨15%，而沪深300和上证50的涨幅均高达26%。

以史为鉴：大宗商品市场的“康波”与全球经济衰退有何联系？

在担忧通胀失控的背景下，整个2022年欧美央行持续推动货币政策朝着压制经济的方向前进。随着全球经济又一次走到衰退的边缘，股市的动荡吸引不少投资者将目光瞄向近两年来极度火热的商品市场，试图寻找搭乘下一班“康波列车”的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与经济增速时不时就陷入衰退不同，大宗商品的周期明显要长很多。截止新冠疫情爆发前，人类从1899年到2019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共只经历了四轮超级商品周期，每一个轮回都要接近30年。作为对比，美国自二战以来官方确认的经济衰退都已经发生过12次了。
大致来讲，迄今为止的四轮超级商品周期都有着各自的时代背景：第一轮周期(1899-1932)与美国工业化浪潮密切吻合；大萧条后的扩军备战和世界大战被普遍视作第二个商品周期(1933-1961)；之后的两个周期则与欧洲、日本的战后“再工业化”(1962-1995)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96至今)相关。
作为经济运行的基础，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自然与经济走向具有强关联性，在许多时候甚至可以被视为经济走向的先行指标。
衰退时期大宗商品怎么走？
世界银行在今年初发表的《商品价格周期：原因与结果》一文中表示，虽然大宗商品横跨能源、贵金属、工业金属、农产品等多个大类，但彼此之间长期存在价格共振的关系。
大宗商品波动模式的分水岭，正是中国开始大步迈向现代化。自那以后，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开始由全球供应与需求的波动主导，而不只是某个重要商品的价格异动(例如石油危机等)。世界银行测算称，在1996至2021年期间，全球需求冲击占全球商品价格增长方差达50%，而供给冲击则占到方差的20%，远远高于1970年后的均值。
正因如此，大宗商品在经济衰退周期的表现也需要衡量供、需和特定市场异动这三方面的因素。
在1975年、1991年和2020年的经济衰退期间，特定商品的供应压力和全球需求不振，都对商品价格造成冲击，但在1975年和2020年期间，大规模的贸易禁运(1975)和供应链中断(2020)则成为支撑商品价格的因素；与之相对的是，在2009年三大因素一同发力压制商品价格。
这一逻辑也能与货币政策产生关联。随着新科技、新产业的大量上马，外界对于商品需求的抬升，进而刺激商品价格走强。此时央行通常会提高政策利率压制家庭需求和消费，限制国内产出和通胀的过快增长。
随着全球经济从衰退中逐渐走出，商品价格自然也会伴随着需求转热、供给不足和地缘事件限制供应等因素升高。拿投资者们刚刚经历的2020-2022商品价格大涨来说，背后离不开需求的强劲复苏，以及罕见的全球供应链中断。
这也引出了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在新冠疫情骤然打断全球供应链的背景下，近三年来不少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宗商品价格都创出历史新高，或近十几年来的新高。所以当下商品市场也处在历史罕见的尴尬位置：看涨幅不输以往的超级周期，但驱动价格上涨的动能却来自于全球央行的“洪水漫灌”和供应链的崩塌。
“超级牛市”仍需接受衰退检验
从路孚特/核心商品CRB指数不难看出，2019年底时全球商品市场大致处于震荡下行的周期。疫情引发的经济骤然衰退原本对商品市场进一步造成重创，但2020年3月底至4月启动的“央行大放水”硬生生将需求拉起，这一举措后来也引发了一波几十年未遇的大通胀。
叠加今年初乌克兰冲突对原油、天然气、粮食等商品的冲击，许多商品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已经走完了此前整个超级周期上升浪的所有涨幅，这也引发了“超级商品周期已至”这样的呼声。不过，从过去半年的市场表现来看，这一轮上涨的确非常“超级”，但与商品牛市周期仍有一些显著的差距。
以纽约铜价为例，在2000年至2011年的这一轮上升周期中，虽然夹杂着美国次贷危机，但在中国制造业崛起的过程中，对大宗商品持续扩大的需求推动了一众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
但在2020年开始的商品牛市中，推动价格走高的主要原因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供应链中断。随着这些因素逐渐发生逆转，2022年内铜价一度出现超过30%的回落，足以显现市场对于需求可持续性的担忧。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天然气、原油等商品上。
简单来说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拿着政府支票、低利率贷款的消费者展现了膨胀的消费需求，远远超过了所有可用的供给，因此造成大宗商品进入牛市。对于后续的走势，一个很明确的问题已经摆到投资者面前：如果供需关系不再那么失衡，还有什么理由能够支撑大宗商品持续处于这么高的价位？
另外值得投资者们格外注意的是，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超级商品周期的内生逻辑也在不断演变。MarquetteAssociates策略分析师JessicaNoviskis解释称，目前全球范围内正在推进的一系列低碳基础设施，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动汽车和电池，将有利于提振对铜、铝、锂、钴和镍等金属的需求，但对于化石燃料产业来说也是利空。
对于这一问题，其实中东产油大户们早已有明确预期。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早在2015年时就曾表示，等到该国停止生产石油的那一刻，希望届时能够以庆祝的心态迎接历史的转折点。如果今天开始做出的投资是正确的，那么到时自然也能取得好的结果。
除了扩产石油外，阿联酋也在大力投资氢能源、太阳能等产业。
两大非市场因素：“看得见的手”和“历史的进程”
生活在2022年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各类商品的价格往往会因为一纸公文、官员表态而上蹿下跳。除了维持本国稳定供应的初衷外，商品早已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筹码。这也令商品价格增添了更加难以预测的变量。
美国政治家基辛格曾经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话虽如此，但说出这番话的基辛格，与声称“粮食就是武器”的前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布茨，恰恰在商品市场遭遇载入史册的挫败，继而为美国的大通胀时代埋下了伏笔。
在1972年的夏天，苏联外贸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和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负责人尼古拉·别洛乌索夫率团前往纽约采购粮食。恰逢粮食市场处于低迷时期，且美国方面缺乏苏联粮食产量的准确情报，因此放任苏联代表团从多家粮商手上采购了上千万吨谷物和油籽，甚至还提供了补贴，其中光是小麦就占到全美收成的30%。
这笔交易也导致美国本土的粮食短缺，短短一年时间里小麦价格就涨了两倍，带动玉米、大豆价格攀升，进而推动肉类价格直线上升。这一事件也被称为美国人称为“粮食大劫案”。在这次的事件过后，美国农业部开始公布全球粮食市场的供求预测，以求增加市场信息的透明度。一直到今天，这份报告依然是农产品交易的重要参考资料。
就在粮食危机余波未平之际，石油危机的爆发叠加欧佩克宣布减产、禁运等措施引发了更为猛烈的通胀，最终形成了二战之后的通胀高峰。今天媒体谈论美国通胀问题时经常会说“四十年未遇之通胀”，事实上在四十年前的商品价格暴涨背后，离不开一众政治家以地球为棋盘博弈的背景。
时至今日，正在全球各国寻求从疫情泥潭中走出之时，美国又开始打起了供应链的主意，也为未来数年的全球经济和商品市场埋下了隐患。
当然，影响商品市场的重要因素——需求的来源，往往也与那些处在历史进程关键节点的重要经济体密切相关。
结合上文所述，维持大宗商品在较长周期内维持上涨，离不开需求的持续走强。这种需求往往与一些国家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投射到现实中，这个因素也将决定本轮大宗商品暴涨，是否只是昙花一现。
知名大宗商品记者哈维尔·布拉斯和杰克·法尔在《交易的世界》一书中提到了一个故事：嘉能可关联公司斯特拉塔(Xstrata)的掌门戴维斯在2001年6月27日做出断言，大宗商品的价格即将见底。
此时距离美股互联网泡沫破灭最惨烈的时刻刚过去一年多，虽然美股的“市场底”要到2002年底才到来，但大宗商品的企稳回升在2002年初就已经发生。
戴维斯完全押准时机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在几个月前，刚刚到访过一次中国。当他见证中国家庭开始购买冰箱、洗衣机等电器，餐桌上多了猪肉和家禽，一些直辖市开始快速推进基建规划后，便断言中国即将进入快速城镇化的阶段，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将快速上升。
戴维斯成功押注的背后，底层逻辑也很简单：消费者在收入非常低的时候只会把钱花在食物、衣服等基本必需品上，政府也没有钱进行大规模投资；而在人均GDP达到富裕国家后，消费者会去追求更好的服务消费，同时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也已经趋于完善，所以也没有太多大宗商品需求。只有那些人口基数大、仍处于“脱贫攻坚奔小康”状态的发展中国家，才有希望支撑起持续增长的商品需求。
正因如此，商品市场对于亚太区域的经济发展格外敏感。目前全球人口接近或超过1亿人的国家一共有15个。其中除了美国和日本外，全都是发展中国家。除了制造业巨头中国和人口多且基数低的印度(2021人均GDP2277美元)外，包括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人均GDP都已经爬升到4000美元关口。所以，在下一轮可能出现在明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这些国家的经济韧性也会是商品市场走势的重要参考。

利率是什么？利率是如何影响市场经济的？

利率是什么？利率是如何影响市场经济的？利率影响经济主要从几个方面发挥其重要作用。

一是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让企业能够拿到最便宜的钱去做自己的事，赚了钱还很少的利息就可以了。相当于帮助企业度过难关但是收费很低。反之，企业融资成本上升，企业就不会到银行借款了，钱就不会过多投资，实体经济会降温。
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引导资本向其他领域流动，住要是刺激消费，拉动GDP增长。反之就是提高利率让钱重新回流到银行。避免消费过热。

利率影响经济的过程确实很漫长，这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好比央行在上流控制水流，其对下流的影响是需要时间的。经济学上介绍了一种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途径，我想应该就是题主想要问的，具体如下：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短期内物价水平升高，公众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升高，由于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而名义利率短期不变，这就使得实际利率在短期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投资增加，从而促进社会总产出。
其实除此之外，利率对进出口也有影响，具体途径如下：实际利率下降，导致汇率下降，本币贬值，净出口(出口-进口)增加。

总结：这是对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两条途径，除此之外还有通过影响银行、企业、个人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的途径增加总产出的。而且企业借钱发展，老百姓收入增加这是联系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当企业盈利增加时，老百姓的收入会增加，老百姓收入增加时消费能力会提高，这些钱最终还是回流企业。然后如此循环往复。

为什么说在小国开放经济中,当储蓄不等于投资时,市场仍然是出清的

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传导机制
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无效应、有多大效应,以及效应的产生过程和实现路径,历来是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必须认真考虑和回答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3 种观点[1 ] :一是财政赤字有益论,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财政赤字有益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二是财政赤字有害论,认为赤字对经济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三是财政赤字中性论,认为要分析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必须要看财政赤字发生的一些条件,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有利、有害或无关紧要,基本上取决于学者们对某种理论的选择或偏好。
一、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最经久不衰的宏观经济争论围绕着联邦政府财政展开。在宏观经济政策的5 个争论问题中,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是否应当平衡其预算赤字。”自由竞争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对财政赤字基本上持否定态度[2 ] 。从整个财政赤字理论的发展历史看,最具有革命性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3 ] ,主张推行赤字财政政策。直到20 世纪70 年代,凯恩斯主义的这种观点主宰了整个经济学界。尽管在20 世纪60 年代以后,由于经济滞胀的原因,使凯恩斯的赤字财政理论从1970 年代开始逐步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位置,但1980 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完善了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使该学派又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之中,并在1990 年代以后,继续对一些国家制订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指导[4 ]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兴起的各经济学流派有关财政赤字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认为,财政赤字政策不仅无效,而且有害。公共选择学派主张约束政府的支出规模,保持财政平衡,反对财政赤字及相应的国债政策;货币学派对赤字财政政策也是坚决持反对态度;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无效的,其代表人物之一Barro运用生命周期假说和跨时模型,用数理方法表达了李嘉图的财政赤字中性理论;供给学派认为不能仅仅根据财政赤字规模的大小来对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关键是导致财政赤字的根源是什么。为了实现经济长期增长,供给学派主张削减政府公共支出,同时实施减税的财政政策,最终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Gale 和Orszag 提出的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和Saleh[5 ]关于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文献综述都指出,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体现在财政赤字对私人投资、私人消费、储蓄、经济增长、利率、汇率、通货膨胀、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上。其他的一些文献还研究了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就业或失业的影响,以及财政赤字的供给效应、财政赤字与经济周期、财政赤字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问题。
本文以Saleh 关于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文献综述和Gale 和Orszag 提出的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为基础,综合考虑各学派有关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对Gale 和Orszag 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加以改进和拓展,提出了一个更为完善和系统的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
Saleh 仅仅分别讨论财政赤字对有关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缺乏逻辑体系和理论分析框架;Gale 和Orszag 虽然建立了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但并不完善,缺乏对财政赤字的贸易收支效应、通货膨胀效应、货币供给效应等的分析。本文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改进之处主要在于:补充了图1 中的传导机制①和④,并在传导机制②和③中加入财政赤字的贸易收支效应。
二、对理论分析框架的解释说明
具备可持续性是财政赤字政策有效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的前提。同时,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其本身就是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体现。
Gale 和Orszag 认为,财政赤字与国民储蓄的关系是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关键。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私人储蓄= Y - T - C ,公共储蓄= T - G,国民储蓄S = 私人储蓄+ 公共储蓄= Y - C - G。其中, Y 为GDP , T 为税收收入, C 为居民消费, G为政府支出。又有Y = C + I + G+ NX ,可得S = I + NX ,即国民储蓄等于投资与净出口之和。其中, I 为私人投资, NX 为净出口。这个简单的等式很好地描述了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预算赤字增加导致国民储蓄减少,则或投资减少,或净出口减少,或两者兼而有之。投资和净出口减少之和正好与国民储蓄的减少相等。净出口的减少意味着贸易赤字的增加。国民储蓄的减少对利率水平有影响,进而对汇率水平产生影响。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产生过程和实现路径,可以围绕这个简单的等式进行。由于对该过程和路径认识的不同,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观点。
传导机制①总结的是传统的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思路。在凯恩斯主义看来,公众中的很大一部分或者是缺乏远见的或者是受流动性约束的。这些人倾向在当前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范围外进行消费。因此,暂时的政府支出增加或税收削减会立即对总需求产生相当数量的影响。如果经济中的资源初始时未充分利用,则国民收入增加,进而产生著名的“凯恩斯乘数效应(Keynesian multiplier) ”。由于财政赤字对消费和国民收入均产生刺激作用,储蓄和资本积累并不随财政赤字增加而减少。这样,恰当控制的财政赤字给经济带来有利影响。通常,财政赤字增加导致GDP 增加和就业增加,使私人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乐观而增加投资,称之为“挤进效应”。凯恩斯主义的吸收理论指出,财政赤字的增加会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诱导国内吸收和进口扩张而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若国内吸收超过国民收入,则贸易赤字,否则贸易顺差。传统凯恩斯学派财政赤字理论的传导机制在于:财政赤字增加→财政支出增加或税收减少→GDP 增加(乘数效应和挤进效应) →国内吸收增加→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因此,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有利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存在两个基本的区别:一是资源可能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二是存在大量受流动性约束的居民,总消费对可支配收入的变动非常敏感。许多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赤字并不一定挤出私人投资。如Eisner (1989) 认为,总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私人投资的利润率,导致在任何利率水平上增加投资。因此,财政赤字可能刺激储蓄和投资,尽管财政赤字提高了利率。财政赤字并非具有挤出效应,反而具有挤进效应。一方面,作为替代,公共投资挤出私人投资;另一方面,由于提高了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公共资本挤进私人资本。这两股力量决定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到底是挤出效应还是挤进效应。当公共资本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时,将提高私人投资的边际生产率而与私人投资产生互补作用,即产生“挤进效应”(Aschauer ,1989) 。如果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竞争购买资源而产生过度需求,则公共投资将挤出私人投资和消费( Yellen ,1989) 。Premchhand (1984) 指出,如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为财政赤字融资,为了提高政府债券的吸引力,政府债券的利率水平上升,将阻碍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因此,财政赤字的这种融资方式会产生挤出效应。
传导机制②总结的是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理论思路。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the Ricardian Equivalence) ,财政赤字增加导致的私人储蓄增加的数量恰好等于政府储蓄减少的数量(即财政赤字增加的数量) , 国民总储蓄保持不变[6 ] 。其传导机制在于:财政赤字增加→私人储蓄增加量恰好等于财政赤字增加量→无需资本内流→GDP 不变→利率不变→汇率不变→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状况不变。因此,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无影响。
传导机制③总结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的理论思路。由于S = I + NFI ,则ΔS =ΔI +ΔNFI 。其中,NFI为净外国投资。若国民储蓄下降,或者国内投资下降,或者净外国投资下降,或者是两者的不同组合。这些投资数量的变化会导致价格(利率、汇率) 的不同变化从而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私人储蓄增加的数量少于公共储蓄减少的数量,则国民储蓄下降,需要进一步调整,使国民储蓄同国内投资与净国外投资之和再度保持平衡。如果私人储蓄的增加不能完全抵消公共储蓄的下降,若外国资本流入具有无限弹性,则数量调整完全依赖资本流入(ΔS =ΔNFI) 。此时,净外国投资下降,国内资本存量保持不变(ΔI = 0) 。由于国内资本存量保持不变,国内产出(GDP) 保持不变。然而,由于增加的国外借贷(资本内流) 需要偿还,因此,未来的国民生产总值(GNP) 会下降。在这种情形下,由于资本流入具有无限弹性,利率水平不发生改变。对本币投资的需求增加,因而本币升值。本币升值,吸引外资内流,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恶化。尽管利率水平不发生改变,更多的财政赤字仍然会减少将来的GNP。
这种情形被称之为小型开放经济、完全资本流动情况(thesmall open economy viewor the perfect capital mobility view) 。其传导机制在于:财政赤字增加→私人储蓄增加量少于财政赤字增加量→国民储蓄减少、将来的GNP 减少→资本内流增加量等于国民储蓄减少量(资本完全流动) →GDP 不变→利率上升或不变→本币升值→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因此,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具有有害影响。另外一种可能情况是,国际资本的供给并非具有无限弹性。此时,相关的价格(利率、汇率) 及数量调整与小国开放经济的情况有差异,但最终结果——将来的国民收入下降——仍然相同。在资本不能完全流动性的情况下,国民储蓄下降意味着,在现有的利率和汇率水平下,投资资金出现短缺。由于厂商争夺有限的投资资金,这种不平衡带来利率上涨的压力。利率提高导致国内投资减少(挤出效应,ΔI < 0) 。在封闭经济中,对国民储蓄减少的调整完全来自于国内投资(ΔI =ΔS) 。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开放经济中,国民储蓄的减少导致的利率上升,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国内投资减少,二是净外国投资下降(即资本内流增加) 。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利率上升对资本内流影响的程度。这种变化必须足够以保证国民投资(national in许雄奇,等: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传导机制) 等于国民储蓄。利率上升,吸引外资内流,本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恶化。根据Elmendrof 和Mankiw[7 ] 的表述,这种情况称之为传统观点(the conventional view) 。其传导机制在于:财政赤字增加→私人储蓄增加量少于财政赤字增加量→国民储蓄减少、将来的GNP 减少→资本内流增加量少于国民储蓄减少量(资本不完全流动) →GDP 下降→利率上升→本币升值或汇率不变→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此时,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利的。
传导机制④总结的是不同的经济学学派对财政赤字不同弥补方式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思路上的差异。一般而言,当出现财政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包括外债和内债) 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经济理论指出,财政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通货膨胀效应依赖于财政赤字的融资方式和财政赤字对总需求、总供给等的影响。
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财政赤字是否引发通货膨胀取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程度。在财政占优的经济体制中,央行被迫货币化财政赤字而引发通货膨胀。Sargent 和Wallace[8 ]指出,若财政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财政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弗里德曼也认为财政赤字能够促成物价上涨和助长过度的政府支出。
从微观角度讲,如果政府用公债融资取代税收融资,持有公债的消费者认为自己的资产(财富) 增加了,消费支出将增加,就会产生扩张性效应[9 ] 而引发通货膨胀。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没有充分利用,预算赤字的增加就会对总需求产生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并提高价格水平。萨缪尔森在他的名著《经济学》中指出,预算赤字的增大如靠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弥补,则意味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这虽然会增加GNP ,但同时也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和挤出投资。
巴罗[10 ]认为,公债不是净财富;在财政支出既定的情况下,税收融资和债务融资的相对数量变化,对总需求、利率和资本形成都没有影响,因此,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对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无影响。综观各经济学学派,对现代财政赤字政策争论激烈,观点迥异,但财政赤字政策始终在坎坷中不断发展,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主流政策。各个学派的财政赤字理论都不能完美地解释现实,但都能够在某一方面对现实做出比较成功的解释。
三、中国财政赤字政策的理论基础
从财政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古典经济学的财政理论体系里,资源的充分就业是在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下自动完成的,其思想根源在于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财政政策不起作用,政府应当追求不干预政策或自由放任政策。
面对1929 —1933 年的经济大萧条,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束手无策,凯恩斯学派应运而生,经过希克斯、汉森、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发展,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逐渐完善,认为增加总需求的赤字财政政策(再辅之以扩张的货币政策) 是解决伴随大规模失业的通货紧缩问题的唯一出路,主张实行“逆经济风向而动”的反周期财政政策。
在20 世纪40 年代到60 年代,凯恩斯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之际,新自由主义抬头,出现了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他们极力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强有力的干预,认为旨在调控总需求水平的财政政策,不仅不会稳定经济,反而会使经济更加不稳定。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其现代货币数量论为依据,强调货币在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核心地位,在政策主张上反对凯恩斯学派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货币学派主张恢复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进入20 世纪70 年代后,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困境,凯恩斯学派经济学所倡导的由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进行“需求管理”的一套政策措施出现了危机。这时,以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根据“理性预期假说”和“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对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挑战,全盘否定稳定政策的有效性,认为政府应该放弃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主张用规则的财政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面对各经济学派的批评,一批被Parkin 命名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包括曼昆、斯蒂格利茨等) ,坚持传统凯恩斯学派的基本信条,从20 世纪80 年代起,逐渐建立和形成了具有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派,反驳了需求管理政策无效的观点,对“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和理性预期在使政策无效方面的作用这2 个方面提出质疑。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派不但认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有用的,而且是有效的[11 ] 。
一些转轨国家根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制定的改革方案,在实施中不断遇到许多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难。这似乎能够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存在某种缺陷,对过渡经济的认识则准备不足。倘若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那么,以增发国债为赤字融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就不会产生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新凯恩斯主义不赞同“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据此得出的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和经验事实也是相悖的。很显然,如果这一定理是成立的,那么财政政策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就是根本无效的。无论是针对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关于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经验研究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Bernheim(1987) 、Masson 等(1995) 、Giavazzi (2000) 等的经验研究都否定了李嘉图等价定理[12 ] 。一般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所必需的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不可能得到满足。Agenor 和Montiel (1996) 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欠发达,资本市场常常受到高度扭曲和压抑,消费者对税收归宿也很不清楚。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李嘉图等价定理也很难成立。郭庆旺等对中国的经验分析也证实李嘉图等价定理在中国不成立。刘溶沧等[13 ] ,赵志耘等[14 ] ,付文林、沈坤荣[15 ] ,马拴友[16 ] ,许雄奇[17 - 18 ] 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完全否定财政赤字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财政赤字政策对宏观经济无影响的理论观点,都不太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状况。
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发展过程来看,在过去60 余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对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或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基本上都是以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及其需求管理政策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从欧、美、日等国的财政政策实践来看,尽管有学者否定和政界人士反对,但赤字政策仍然作为最主要的反周期政策被使用,一直到现在从未被放弃过,只是使用的强度和方式随着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罢了。
中国财政运行从平衡财政到赤字财政是以1978 年为界限和转折点的。在1978 年以前,中国的财政预算是严格按照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的原则进行的,财政支出坚持的是量入为出的原则。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加快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基本上安排了赤字预算
自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之后,财政政策就逐步走到了中国宏观调控的前台。从20 世纪80 年代末的扩张财政政策到90 年代初中期的紧缩财政政策,再到2000 年前后的积极财政政策,2005 年前后的稳健财政政策,以及2008 年底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看出中国财政政策中的相机选择性较强,财政政策规模和操作具有显著的周期性特征,符合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逆调节要求。中国近年来实施的财政赤字政策也是把扩大社会总需求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是治理(由需求不足导致的) 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的有效方式,应该成为中国实施赤字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中国赤字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正处在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且在中国的财政政策中,政府直接投资还是影响经济最主要的手段,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管理实践证实,中国的财政政策在反周期的实际操作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财政赤字政策的实践基本上是符合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矛盾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是一种相对过剩问题,表现出来的是结构性矛盾,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并存。因此,中国应实施总量调节与结构调整相结的财政政策,不能完全照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财政赤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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