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达则自由贸易,穷则补贴倾销”?
中国的关税比货还高吗
中国关税总体水平只有9.8%,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偏高,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偏低。有句话叫做:达则自由贸易,穷则产业保护。如果一个国家科技水平高,工业产品物美价廉,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鼓吹自由贸易的。因为这样可以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对其他国家进行倾销,利用物美价廉的优势,摧毁其他国家的民族工业,从而实现剥削的目的。作者:乖巧最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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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的经济顾问们采用什么样的政策配合实现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经济目标
评克林顿政府国内外经济政策陈宝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从里根经济学到克林顿经济学是美国总统经济学的一大变革。在今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克林顿说:“美国是靠变革而繁荣的……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在太长的时间中用太多的方法放任自流”。“12年来,利益逐层渗透的经济理论在堆积如山的联邦债务上造成一种虚假繁荣。全国放任自流的结果使如此众多的美国家庭,甚至连双亲工作的家庭都不再为他们的孩子作提高生活的美国梦了”。这是克林顿对里根经济学的批判,也是他矢志变革“放任自流”为“行动主义”的主要依据。转眼两年快过去了,克林顿实行变革的国内外经济政策进展如何,成绩怎样呢?这是人们颇感兴趣的问题。下面试作一点粗浅剖析。
初见成效的财政政策
为解决困扰美国经济的大赤字问题,克林顿把削减联邦赤字摆在优先地位。为此,他决心在布什1990年与国会达成削减赤字500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削减赤字4930亿美元。其中在未来五年中总共压缩支出2470亿美元,增加税收2460亿美元。增税本来是逆水行舟,但克林顿提出合理负担政策把90%的增税压在收入最高的6.5%的纳税人的肩上。所得税率的提高更只限于1.2%的高收入者。这样他就取得了大多数纳税人的支持,赢得了策略上的胜利。尽管如此,这项预算法案的通过仍然是艰难的,特别是在参议院,如果没有戈尔的最后一票几乎变成了僵局。为了表示削减赤字的决心和诚意,1994年预算法案把1994-1998财年的支出冻结在5480亿美元的水平上(按现价未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即比1993年的名义支出还要低25亿美元。这个名义支出是按年通货膨胀率2.8%估算出来的,如果通货膨胀率低于预计,还要对支出作进一步削减。此项预算紧缩包括白宫以身示范的减少联邦工作人员10万人以及推迟对联邦雇员工资的生活指数调整。在权利项目方面医疗照顾到1998年将削减180亿美元。经过这样的努力预计到1998年财政支出将由削减前的18255亿美元减少到17382亿美元,财政收入将由14922亿美元上升到15508亿美元。财政赤字将相应地由3332亿美元降到1874亿美元,减少145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将由4%降到2.2%左右。克林顿政府把1993年所采取的财政政策称之为真实的、可信的赤字削减政策,并认为这是得到华尔街的响应使他们改变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长期利率因而得以下降的原因。以10年期政府债券为例,克林顿上台前的1992年利率是7.01%,与三个月国库券利率相比要高出103%;到了1993年前者下降为5.87%,与后者比利差下降到92%。1994年联储为了进行宏观调控,连续提高短期利率,长期利率自然也受到影响。但长期利率上升的速度远远慢于短期利率,到1994年7月为止,10年长期政府债券仅比3个月国库券高66%。长期利率的下降有利于企业投资和消费者购买房产和耐用消费品。克林顿政府认为在其财政政策中军费的削减和税收的增加都对经济增长有负面效应,但长期利率的下降对经济的刺激却产生了抵销作用。这是美国经济能在1993-1994年有良好表现的重要原因崐。
着眼未来的投资政策
克林顿政府与里根、布什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重要区别不在于削减赤字的财政政策而在于面对未来的投资政策。奉行行动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向人们宣告:“把联邦开支重点从消费转向投资是本届政府经济政策的标志,我们不仅致力于控制政府开支,而且把它导向更有生产性的用途上。”
克林顿首先强调的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其目的在于提高美国劳动队伍的素质,以应付国际上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在1994年联邦预算中提出一项378亿美元的四年“终身学习计划”。其中包括对弱智儿童的启蒙计划;提高美国教师和学生成绩的“2000年目标计划”;教育部和劳工部合作对高中学生进行职业训练的“由学校向工作过渡”计划;帮助学生进大学并使学生有机会为社会服务从而获得职业技巧的国家服务计划;降低贷款利息帮助更多美国青年上大学的贷款改革计划以及对失业工人的再培训计划。
在这些计划中饶有新意的是国家服务计划。首先,这项计划由国家为参加者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工资和每年高达4725美元的教育补助以帮助参加者在接受有价值的职业训练的同时接受大学或大专教育。这件事由政府花钱是因为雇主不愿意支付学习费用,他们担心一旦雇员辞职,这笔钱就白费了。第二,此项计划由州和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执行,解决了地方政府需要社会服务而又资金无着的困难。第三,国家服务计划为所有美国人提供了既能获得工资报酬又能得到多种职业培训的双重机会,而过去他们是难以做到两全的。这项计划在1994年将有两万人参加,以后每年10万人。
投资计划的第二方面是基础设施。克林顿政府制订了四年投资480亿美元的重建美国计划。克林顿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对公共基础设施严重欠账。据交通部估计几乎有20%的高速公路处于极糟或勉强的状态,有20%的桥梁有结构性缺陷,许多机场过度拥挤,污水处理设施负担过重。因此必须进行投资以改变现状。克林顿政府认为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计划完善的投资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可观的效益。在重建美国的计划中还包括4年80亿美元的对提高水质、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森林科研、住房和社区开发,以及农村发展的投资。 投资计划的第三方面是科学技术。在重建美国计划中技术投资占了不小的比重。克林顿政府认为有形资本不是提高生产力的决定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从长期看生产率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从工业国进步的历史看,要紧的是工作得更巧妙而不是工作得更辛苦。 但是技术变革和技术进步要靠科学家、工程师在实验室和工厂车间的新发现。他们为此进行的科学研究在资本和智力上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在美国大量的科研与开发要靠私人企业去做,但支持性和基础性的研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府的法定职能,因为信息有外溢效应。意思是说一家公司通过科研获得的技能会很快传播给别的公司,使别的公司得到便宜而创新者获得的回报却很有限。据估计科研与开发的资本收益率要高达50%-100%,而实际上创新的企业所获得的不足一半。因此,克林顿政府要求国会延长研究与实验的课税减免,同时增加同产业界合作研究的投入。增设几十个新的制造技术推广站以加速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等到技术成熟后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如何使国防科研与开发转轨是克林顿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考虑。随着国防费的大量削减,政府应当减少对国防领域的科研支出呢,还是把这项支出转向民用技术呢?克林顿认为后者是明智的选择。因此政府已决定把国防部的科研力量和国家实验室转向与产业界合作进行科研与开发。
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的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是克林顿政府技术政策的光环。这项计划主要是由政府倡议但不是由政府出钱。以商务部长罗恩·布朗为首,有副总统戈尔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泰森以及一批经济、技术、法律专家和电讯工业界代表参加的“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正在紧锣密鼓地工作。其计划是由联邦政府负责总体设计,由工业界投资并负责建造和运行。当前联邦政府正致力于修改1934年的《通讯法》,要求在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彻底消除对电视、有线电视、电话和卫星等各种电讯手段所施加的不必要限制,鼓励工业界的相互合作和竞争。现在特别小组已向国会提交三项法律草案。新法律还有待国会的讨论和批准。 克林顿着眼于未来的投资计划表现了新政府的新姿态。但它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难有立竿见影的功效。因此并不会给总统的支持率增加多少份量。
阻力重重的社会福利政策
改革美国的现行健康保险制度是克林顿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重心。在今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克林顿说:“今天美国花在保健上的费用与它的经济规模相比要高于任何先进的工业国。然而我们只为人口的较小一部分保险,我们在重要的总体健康指标方面如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等都落后了。超过15%的美国人——接近3900万人——直到1992年没有保险,还有数千万人保险不足或者在失去工作后也将丧失保险。同时,保健费用继续攀升,给美国家庭增加了医药开支和保险费,加剧了各级政府的预算危机。”这是美国目前健康保险状况的真实写照。 克林顿向国会提交的保健改革计划着眼于解决四方面的问题。第一、还有数千万美国人没有享受健康保险;第二、私人保险业对健康状况欠佳者收费太高;第三、现行健康保险缺乏有效竞争,致使医院和病家不关心成本;第四、保险支出已成为政府预算难以承担的重负。为此,克林顿在他的改革计划中提出:(1)从1998年1月1日起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健康保险,使每个美国人都能享受常规门诊、住院、急救、预防、处方配药、康复、家庭保健和护理、化验和诊断。精神病和各种恶习的治疗也将有限度地被纳入保健计划;(2)要求各州为大型消费者群体建立“保健联盟”,由它们收取保险费并按竞争原则同医院和保险公司谈判保健计划,同时负责管理费用开支。所有少于5000名雇员的公司都必须通过保健联盟购买保险;(3)要求雇主至少负担未婚工人平均健康保险费用的80%,负担工人家庭平均保险费用的55%。但5000人以下的公司在健康保险方面的开支不得超过工资总额的7.9%。企业雇员少于75人,平均工资在24000美元或以下的企业有资格得到政府补贴;(4)增税。香烟税每包从现在的24美分提高到99美分,对不参加“保险联盟”有5000或更多工人的公司课征1%的工资税并允许保健联盟在保险金上追加2.5%的摊派用于行政开支;(5)2000年以后限制健康保险费每年提高的幅度不得超过通货膨胀率,并为政府的保健开支规定上限。
这项计划是在1993年10月27日提出的。围绕着这个计划民主、共和两党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少数党领袖共和党议员多尔,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格普哈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米契尔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案。格普哈特的方案与克林顿方案的差别在于把实行全民保健的时间表推迟一年。政府征税主要是提高香烟税45%,此外在所有保险金上加征2%的销售税;不足百人的企业可以参加政府命名为“医疗照顾第三部分”的保险计划;不要求组织“保险联盟”。对私营医药业的医疗费用在2000年以前不控制。显然他的立场比克林顿的计划已经后退了一步。但仍坚持了全民保健的原则。即使做了这样的让步,据测算要使方案获得通过还少70票的支持。
8月3日,与格普哈特同一天,米契尔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它比格普哈特的方案更加温和。它只要求到2000年使95%的美国人享受健康保险;不强制各州建立保健联盟;资金来源主要靠削减医疗照顾和医疗救济开支,不再要求雇主负担80%的保险费;在2002年以后如果达不到把95%的美国人纳入全民保险时才要求雇主在某些州帮助工人缴纳保险费;雇员在25名以下的企业,由雇主承担保险费的50%,少于25人的雇主不承担保险费;在增税方面最大的一笔是在健康保险金上崐加征1.75%的附加税和对枪枝弹药征收消费税,此外对享受医疗照顾的富裕老人提高其保险金。这一方案能否通过取决于至今仍持骑墙态度的10名民主党参议员。
共和党议员多尔的方案明显是同克林顿唱对台戏的。它的方案口头上以美国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健康保险为目标,实际上是将把很大一部分穷人置于健康保险之外,只对最贫困的没有享受保险的工人提供补贴,允许但不要求企业和个人组织保险同盟一类的组织;不要求雇主或个人购买保险;有2至50名工人的企业将能购买联邦雇员健康福利保险。不增加任何税收;对自营人员支付保险费享受25%课税扣除的原规定改为提高到100%;对医疗费用不进行价格控制。
如果把上述四个方案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根本分歧就在于要不要全民健康保险;由谁负担费用以及要不要控制日益增长的健康保险开支。这些问题涉及数千万至今未享受到健康保险者的利益,企业主的利益以及医疗保健业和保险者的既得利益。克林顿显然是要抓住维护前者利益的旗帜,多尔则站在维护后者利益的立场。格普哈特和米契尔方案试图在保持克林顿方案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作出某些让步。 米契尔目前表示他有信心能在有限度的改革方案上争取与温和派达成协议。但国会休会在即,这种前景已日趋暗淡。有消息说克林顿已经发出悲观信号,他将不再把健康保险改革当作今年国会会议的工作重点,同时表示他将否决任何不把全民保健作为内容的议案。看来曾经作为克林顿改革旗帜而大事宣传的保健制度至少今年在各方面的阻力下已经搁浅。结果如何要到明年再见分晓。
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
克林顿的对外贸易政策既有继承性又有新特点。继承的是里根、布什政府的两大变革:一是由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用公平贸易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二是由多边主义转向双边主义,以双边促多边。克林顿政府外贸政策的新特点:一是强调提高本国的竞争力,把扩大出口视为提高工人工资,振兴美国经济的必由之路。二是把“行动主义”国际化,为打开国际市场不惜用“制裁”的大棒咄咄逼人。
在贸易领域克林顿视为自己的业绩引以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二是旷时日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在最后一刻终于完成。
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署既是双边谈判的成功,也加强了克林顿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以及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地位。所以当这一协定在国会获得通过时克林顿是得意非凡的。 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意义不能只看美、加、墨三国地缘经济的优势互补,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是美国在经济大三角的争夺战中为对抗日、欧而为自己建立的坚强桥头堡。这一步迈出之后,下一步就是建立自北向南包括整个西半球的“美洲经济圈”和“太平洋共同体”。这个总体战略意图的实现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美国在此过程始终掌握主动,紧紧抓住领导权,它就能保证自己在夺取美亚市场的斗争中对日、欧获得优势地位。
克林顿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所起的作用在于排除多数民主党人、工会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干扰促成了协议的签定,这是通过签署三项附属协议而达成的。
在劳工保护方面,签署了“北美劳工合作协定”,该协定要求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保健和安全标准以及最低工资。此外墨西哥政府还保证把最低工资的提高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挂起钩来。在劳工问题上美国还保留了使用1974年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的权利。
在环境保护方面,成立了“北美环境保护委员会”以及办事机构。制订了一个十年“边境环境计划”,全面解决空气、土壤和水源质量以及有害垃圾的处理问题。建立了两个机构为美加边境兴办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经过这番曲折终于在1993年11月17日签订。它给美国带来的近期利益是可以扩大出口。据统计,1991年美国共出口商品4220亿美元,创造了72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为1180亿美元,创造了210万个就业机会。到1995年由于美国的资本货物对墨西哥出口增长,可增加17.5万个就业机会。届时美国将有100万人在美国对墨西哥的出口行业中就业。在增加就业的同时,工资水平也将有所提高。据统计现在美国出口行业的人均工资比其他行业平均高17%。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也被克林顿看作是自己的成就,因为美国的谈判策略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这一谈判之所以旷时日久,既反映了美国与日、欧之间的矛盾,也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害冲突。达成协议固然对世界各国都有好处,但美国显然是最大的得主。
对美国最利害相关的除关税减免以外,第一是把农产品贸易在6年内逐步纳入关贸总协定原则的管辖下。欧洲国家承诺把非关税壁垒的配额转化为关税并降低36%,同时把农产品价格补贴减少20%。这一成果虽然还达不到美国提出的在10年内完全取消农业补贴的要求,总算前进了一大步;第二是服务性贸易的基本原则首次纳入新的服务贸易协定之中;第三是知识产权问题也被首次纳入关贸总协定之中,各国一致承诺保护与贸易有关的专利、商标和版权,惩治假冒;第四是在协定中列入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要求逐步取消对外国投资的限制。这四个问题涉及美国对外经贸活动的重大利益。但在历次关贸总协定谈判中都未涉及。美国在美加自由贸易区谈判和美加墨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对这几个问题都极为强调并取得重大进展。所谓以双边促多边就是要用这些谈判成果加强美国在关贸总协定谈判中的地位,这一目的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成果中得到了体现。不过在美国人看来这还只是开端,还没有完全达到美国的愿望。
对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开始是反对的,最终作了让步。美国担心的是在该组织生效后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将必须遵守该组织的仲裁而不能再靠美国国内法挥舞301条款的大棒。美国副贸易代表在国会作证时声称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生效后美国仍然能够对所谓“不公平贸易国家”采取单方面行动。他说“新的贸易体制不会削弱美国贸易法的有效实行,特别是301条款和反倾销法的执行”。充分显现出强权政治的面孔。
尽管美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收获很大,但并没有能完全满足国内各个利益集团的胃口。例如影片、音像产品一类的服务业就在一些国家的坚决抵制下未能列入关贸总协定的规则之中。又如,金融行业、电信业也被排除在协议之外。航运则是由于美国航运业自己的保护主义而未被列入协定的范围。在纺织品方面《多种纤维协定》的配额制度将在2005年以前分三步取消,这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在降低高关税方面美国并没有走向发展中国家所希望达到的地步。
美国在法国的支持下曾要求在协定中列入“社会条款”,内容是把劳工利益同国际贸易标准联系起来。东盟国家一眼识破西方是想利用社会条款迫使发展中国家要么把它们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到商定的最低水平,要么因生产成本大大低于西方而被征收惩罚性特别关税的图谋,进行了联合抵制。最后达成协议把这个问题转给未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去讨论,从而打破了僵局。
颇有争议的金融政策
上面谈到的四大政策是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总统经济报告中作为克林顿政府总体经济战略提出的。金融政策不在其中,这是因为在美国的经济体制下联邦储备系统是由国会领导的。然而实际上总统对金融政策仍然有很大影响。在克林顿执政的两年,金融政策经历了由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复苏到提高利率防止通货膨胀的转折。继1992年2月4日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作出决定把联邦基金利率从3%提高到3.25%之后,接着于3月22日进一步提高到3.5%。4月1崐8日再提高到3.75%。5月17日迈出更大步伐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4.5%,贴现率则从3%提高到3.5%。连续四次提高利率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很大,引起了激烈争论。
联储这一决策主要是以所谓“自然失业率”为依据的。早年通过的《联邦储备法》中把“促进最大限度就业”定为联储的政策目标之一,1978年通过的汉弗莱-霍金斯法又把最大限度就业规定为失业率不超过4%。但是货币学派认为存在一种货币政策对之不起作用的自然失业率。在他们看来,由于近年来经济条件的变化,自然失业率应当是6%-6.5%而不是4%。如果决策者对自然失业率置于不顾,硬要实现4%的目标,必然会把经济推进到超过其潜在能力的水平之上,结果只能引起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和失业率的剧增。他们认为今年2月美国失业率已由1992年的7.4%下降到6.5%,5月更降到6.0%。加上设备利用率和经济增长率也都接近了警戒线,因此抽紧银根是必要的。联储称这种紧缩政策为中性货币政策,即既不刺激也不阻碍经济增长的政策。
联储第四次提高利率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争论。美国商会责怪华尔街的金融界不应当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大马路的工商界。劳联-产联也发表声朋说在美国仍然有840万失业人口和660万人打零工的时候联储却在提高利率给经济泼冷水,其结果只能使失业者找不到工作。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在5月27日举行了听证会,要求格林斯潘对提高利率的理由作出解释。争论的焦点就在于美国经济刚才好转而又没有任何通货膨胀的迹象,联储为什么要对经济刹车。议员们在听证会上则要求格林斯潘对今后不再提高利率作出保证。
这次提高利率一个月以后,由于对日贸易逆差扩大,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在6月21日跌破了1∶100的大关。这就把联储置于提高利率以挽救美元颓势和维持利率以防经济滑坡的两难选择之间。在经过两个月的观察和思考之后联储消除了对后者的顾虑,在8月16日作出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了4.75%,贴现率提高到4%的决定。联储官员声称这个利率水平是与美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相适应的。
克林顿政府对联储连续提高短期利率致使长期利率猛增的情况开始是不满的,但在经过研究之后认为联储的做法可以把美国经济保持在2.5%-3%的持续温和增长的水平上,有利于克林顿在1996年的竞选,因而对联储的决策给予了支持。
但是这种暂时的一致并不能完全消除双方在金融政策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的第一个迹象是在199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经济顾问们否认自然失业率自70年代初期以来有什么大的变化,强调目前的失业率远远超过了自然失业率。同时宣称用通货膨胀的加速来说明刺激经济的措施超过了自然失业率是不科学的,因为影响通货膨胀的加速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另一个迹象是新任联储副主席具有凯恩斯观点的布林德同格林斯潘在联储召开的年会上对联储政策目标的不同提法。布林德主张西方中央银行在确定利率水平时既要考虑到通货膨胀,又要考虑就业问题。而格林斯潘则主张修改《联邦储备法》,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利率政策的唯一目标。
克林顿内外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
对执行已近两年的克林顿国内外经济政策应当给以什么样的客观评价呢?第一、克林顿采取“行动主义”的政府干预方针对美国经济的振兴有积极意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单靠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已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均衡发展。新保守主义执政12年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结果是由大赤字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崐结构性失衡,它的恶果已在美国第九次经济衰退中暴露无遗。克林顿反其道而行之是时代的要求。第二、克林顿振兴美国经济的战略以消除结构性失衡,增加积累,扩大投资;改善生活;加强国际竞争能力为目标,对美国经济是能起积极作用的。就政策本身说是美国当前的较好选择。第三、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高涨时期,但这同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有关,不能完全归功于克林顿的政策,但政策显然也在起一定作用。
客观的评价如是说,那么为什么美国老百姓对克林顿的支持率只有40%,而不支持他的反而占55%呢?(8月20日美国《时代周刊》和CNN电视台公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这个问题看来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克林顿所受的挫折是比较多的。其中有决策失误也有两党斗争的复杂因素。其次在经济方面应当说也是有许多内在矛盾的。
第一,雄心壮志有余而国力不足的矛盾
历届美国总统为了争得选票总是许愿多而兑现少,这是通病,克林顿也跳不出这个窠臼。“行动主义”是要以国力为后盾的,遗憾的是克林顿继承的是里根和布什政府留下来的大赤字烂摊子,因而使他的行动不能不受到许多约束。在这一点上他的处境同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克林顿的健康保险改革之所以阻力重重,联邦政府财力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多极化的现实与强权政治言行的矛盾
冷战后的全球格局已呈多极化趋势,美国尽管仍然是超级经济大国,但实力对比今不如昔,已经很难我行我素。但是观念落后于现实,克林顿政府在对外经济政策上仍动不动就要挥舞301大棒。然而现实是无情的,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已经不再是美国单方面施舍或援助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互有所求的关系。实行单方面制裁只能两败俱伤,美国并得不到好处。这是克林顿政府在国际谈判中常常碰壁,因而威信受损的原因之一。
第三,多样化的现实与意识形态褊狭症的矛盾
克林顿政府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强调促进民主与人权。要以美国式的民主和美国的人权定义一统天下,这是和世界多样化的意识形态相矛盾的。多样化的意识形态来源于多样化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它们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和平竞争,这本来是好事,而美国则动辄指责这个国家是极权政治,那个国家是权威主义,还为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张目。这就超出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准则,因而常常引起它同许多国家的摩擦以及由此而来的碰壁,这也使克林顿的威信遭受损失。 看来克林顿要想提高选民的支持率,蝉联白宫宝座,不仅要搞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也要搞好同世界各国的共处关系,在这里抛弃大国主义心态是十分重要的。
简述幼稚工业保护论的主要观点和措施
主要内容:1、对古典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评
(1)指出比较成本说忽视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张利益,只注重交换价值,不注重生产能力的形成,因而不利于德国成产力的发展,不利于国家竞争实力的增强,不利于德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独立。
(2)批评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忽视了各国历史上和经济上的特点,认为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应全面考虑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该国当时所具备的各种条件和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李斯特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程度,把国家经济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时期。)
(3)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他认为政府应通过对国民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加以限制来保证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而国际利益的保证是持久的个人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
2.保护对象和时间
(1)保护对象。①农业不需要保护。②一国工业虽然幼稚,但在没有强有力的竞争者时,也不需要保护。③只有刚刚开始发展且遭遇国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的工业才需要保护。
(2)保护时间。以30年为最高限期,如果在此期限内,被保护的产业始终发展不起来,那就放弃保护。
3、保护手段
通过禁止输与征收高额关税的办法来保护幼稚工业,以免税或征收少量进口关税的方式鼓励复杂机器进口。
什么是贸易转移效果?
由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有所抬头,保障措施、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绿色贸易壁垒、技术贸易壁垒的增加,再加上自由贸易区的增加和扩大,产品由向一国出口转而向另一国出口的现象十分常见,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常态,影响到一国的出口和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所以我们认为有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贸易转移是各国经济交往和对外贸易中的必然产物,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因此我们只有理性地对待他,因势利导,克服其固有的缺陷和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将其消极影响克服到最低限度,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关键词] 贸易转移、保障措施、经济区域集团化、贸易自由化、经济整合、东盟自由贸易区
一、贸易转移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对贸易转移的定义是:一国产品遭到另一国的贸易保障措施后转而大量向其他国家出口。我国对外贸易法第46条规定:因第三国限制进口而导致某种产品进入我国市场的数量大量增加,对已建立起来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或者产生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阻碍的,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救济措施,限制该产品进口。这一规定赋予了一国对他国的贸易转移的抵制的权力,实质上是一个反贸易转移的条款。世界上各个国家大抵都有类似的条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第247段下定义说,“贸易转移指由于中国或另一个WTO成员方甲国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6条2、3、7款采取的贸易限制行动 ,致使来自中国的某项产品对一个WTO成员方,即:乙、丙、丁等国进口数量增加。工作组各成员还指出,《议定书》要求作出认定:任何贸易转移是重大的,而且该转移是处理市场扰乱采取的行动所造成或威胁造成。”
贸易转移是一个年轻的概念,最早出现的贸易转移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瓦伊纳在19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全称是“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理论”。该理论是分析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得失的有效工具。瓦伊纳认为:关税同盟不一定意味着向自由贸易过渡,因为它在伙伴国之间实行自由贸易,而对外部世界实行保护贸易。这种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相结合的格局会产生两种效果:“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关税同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使国内成本高的产品为伙伴国成本低的产品所替代,原来由本国生产的产品现在在伙伴国进口,由此新贸易被”创造“出来了。本国可以把原来生产高成本产品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产品,得益。同时,关税同盟对外实行统一关税,对第三国的歧视导致从外部进口减少,转为从伙伴国进口,使贸易方向发生转变,产生“贸易转移”。由于原来从外部世界进口成本低的产品改为从伙伴国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瓦伊纳的贸易转移和我国《对外贸易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的“贸易转移”的含义有所出入,前者的贸易转移主要是指关税同盟内部成员转为从伙伴国进口,使贸易方向发生转变的行为;而后者主要是指因为种种原因将原计划出口到一国的产品不得不出口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行为。由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有所抬头,保障措施、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绿色贸易壁垒、技术贸易壁垒的增加,再加上自由贸易区的增加和扩大,产品由向一国出口转而向另一国出口的现象十分常见,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常态,影响到一国的出口和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所以我们认为有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本文中的“贸易转移”未经特别说明均指的是此种含义的“贸易转移”。
二、“贸易转移”的成因分析
(一)保障措施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随着世界贸易日益自由化,某种程度上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抬头的趋势。1994年及乌拉圭回合谈判前,不少国家更偏爱采用“灰色区域”性质的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其国内市场,比如借助于双边谈判说服出口国自愿采取限制出口的措施等。而今,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日益严格禁止或限制类似措施,从而,使得保障措施这样一种“合法化”的补救措施脱颖而出。保障措施大量、“合法”的被援引,使得一国的产品流向其他国家,从而形成了贸易转移。例如著名的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就是由于美国限制钢铁进口的措施,使得原来向美国出口的钢铁流向其他国家,引起了贸易转移,而后来钢铁最终流入的国家又根据本国的法律对钢铁采取一系列的提高关税、数量限制等保障措施,致使钢铁出口国遭到极为重大的损失。
(二)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加强
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向纵深发展,并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大潮流。区域集团化及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世界局势变化和冷战结束后经济矛盾突出和市场竞争加剧的表现。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以经济发达国家为中心的欧美区域性集团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发展中国家为求团结自强,纷纷组织区域性经济集团。现有的主要区域性集团有:欧洲联盟(EU)、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经合组织(OECD)、非洲经济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锥体共同市场、东南亚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等。2004年5月1日,欧盟正式迎来第六次扩张,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10国正式加入欧盟,扩大后的欧盟从15个成员国增加到25个。扩张后的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区域自由贸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也被提上议事日程,美洲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成为一个拥有近8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达11.4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区域贸易集团。
“这种区域合作安排既是对抗区域外保护主义而实施的一种措施,其本身也是保护主义的一种新形式。”新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与过去的形式有所不同,不仅停留在取消关税和配额上,他们还通过统一和相互承认产品标准和认证评估程序取消或减少非关税壁垒。还有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了服务贸易的条款,有的协议还覆盖了 WTO 尚未涉及的政策领域或纳入了与 WTO 规定不符的条文。
自由贸易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区域经济集团内部经济的发展。但是区域集团化的加剧,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对区域外产品的排斥,从而造成了区域外其他国家产品向第三国转移的情形。
(三)非关税壁垒的日益增多
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在减低关税上所做努力取得的成效和各国之间双边、多边贸易协定的增多,关税不再是主要的贸易壁垒,而又因为国家利益的永恒性和最大性,非关税壁垒就成了各国屡试不爽的限制进口的措施。近几年来,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技术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等非关税措施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穷于应付。这些非关税壁垒的应用加剧了贸易转移的出现和存在。
三、我国面临的“贸易转移”现状
(一)来自特保措施的贸易转移
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协议书》第十六条“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中承诺,“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WTO成员领土时,其增长的数量或所依据的条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威胁或造成市场扰乱,则受此影响的WTO成员可请求与中国进行磋商,以期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包括受影响的成员是否根据《保障措施协定》采取措施。”“如磋商未能在60天内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WTO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须的限度内对此类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这就是说,凡是WTO成员都可以在我国加入WTO后的12年内,即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制定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法规,发起特保措施调查。另外,WTO成员还专门针对中国的纺织品设置了特别保障规则。根据该规则,在2005年至2008年,如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对WTO成员国市场造成扰乱,该成员国可临时实行限制,但4年内只能用一次,一次只能持续一年。
由于我国入世协定书中有允许成员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特殊保障措施的承诺,入世后,WTO成员纷纷加强了对华特别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的立法工作。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条款纷纷出台,这些立法主要是大幅度降低了立案标准,同时可以仅针对中国,从而避免保障措施针对全球所带来的压力。据统计,已有美国、欧盟、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家制定了对华保障措施法规条款。目前,针对中国入世协定书发起的特别保障措施案已成为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最大的隐患,由于“特保”操作方便,弹性较大,导致其他国家频繁使用。据不完全统计,入世后的短短两年时间里,中国企业已经至少遭遇七起“特保”案例。虽然这些案件有的最终没有立案,但却对我国对外贸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特保措施中包含“贸易转移”的概念,即由于其他WTO成员对中国采取限制措施,使该进口国面临从其他国家转移的大量中国产品的威胁,进口国可以进行调查。这样,一个WTO立案调查,便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将对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出口贸易造成相当的影响。而一旦WTO成员纷纷立案进行特保措施调查,中国企业将陷入疲于应付、出口无路的境地。
2005年是中国遭遇特保措施灾难深重的一年,欧盟、美国相继对我国出口的纺织品实行特保措施,严重影响了我国纺织品的出口和纺织品行业的生存和发展,后来经过中国政府和纺织品行业的共同努力,分别与欧盟和美国签定了关于纺织品的协议,使这一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解决,但是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里我们自己的承诺,这一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我们与欧盟和美国签定的两个协议都规定了对我国纺织品设限的最后期限,只能是使我国纺织品行业做到心中有数,避免了不确定因素对我国纺织品行业的袭击。欧盟、美国对我国实行的特保措施,使我国的大量纺织品滞留国内,我们又不得不寻求其他的出口途径,这样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大量的贸易转移。根据中国入世谈判《工作组报告》第247段,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某种产品出口采取限制措施,使出口进入第三国,导致该产品进口数量快速增加。则该第三国可以采取提高关税或限制进口等保障措施。即其他国家可以根据该条款对我国实行“反贸易转移措施”。这样的一种制度,使我国的纺织业始终陷入一种遭遇特保措施——贸易转移——遭遇特保措施——再贸易转移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来自区域经济集团的贸易转移
2004年北约东扩,由原来的15个成员国扩大到25个成员国,扩张后的新欧盟拥有4.5亿人,比美国大了一倍,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0%,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欧盟扩大产生了贸易转移效应 ,对中国产生力量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老成员转向从新成员购买原从中国购买的产品; 二是新成员实施欧盟“共同贸易政策”抬高对区外贸易门槛后 ,阻碍中国产品进入原市场。目前 ,欧盟区域内贸易比重已高达 6O %,由于欧盟内部实行零关税 ,这 10国加入欧盟后 ,区域内贸易比重将进一步上升 ,同时减少对外部贸易的依赖程度。经济发达的老成员将把新成员变成他们的制造业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 ,减少对区域外该产品的进口。由于中国与10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贸易结构、产品价格、技术含量水平相近 ,比较优势相差不大 ,而且这些国家占有地理位置、文化习俗及语言等方面的优势 ,欧盟区域内成员国的商品将可能替代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中国对欧盟出口的部分商品将可能有所减少。过去 ,中国与这 10国对外贸易基本上为顺差 ,因此 ,届时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有可能会加剧。1994年12月,美国发起召开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时,提出在2005年以前建立一个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除古巴以外所有美洲国家都参加的自由贸易区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拉美国家普遍赞同。 近9年来,美洲34国就此问题举行了多次贸易部长会议和多边磋商,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美国与其他拉美国家就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谈判方式以及谈判具体内容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分歧。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不会一帆风顺,但是经过美洲国家人民和政府的努力,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也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最终建成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一个拥有近8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达11.4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区域贸易集团。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无疑要加剧中国面临的贸易转移数量的增加。因此,我们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四、我国反贸易转移的措施
(一)遭遇不公平待遇时据理力争,寻求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工作组报告》第16条第8款规定说:“如果一个WTO成员方认为,按第2,3,7款采取的行动,造成或威胁造成对其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它得请求与中国和或所涉WTO成员方进行磋商。此磋商应在将请求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30天后进行”,若磋商达不成协议,则“请求磋商的WTO成员方在阻止或救济该转移所需的限度内,自行撤回对该产品的减让或限制其从中国进口。”用通俗比喻的话来说,意思是说:如果中国出口到甲国的某产品,被甲国认定为造成前述的“市场扰乱”,并受到限制;若该产品转而出口到乙、丙、丁等国并出现增长,该三国就不需再作“市场扰乱”认定,只要证明对该乙、丙、丁等国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就可予以制止。《工作组报告书》第248段对因果关系补充说:“工作组各成员同意,在认定为阻止或救济市场扰乱的行动是否造成或威胁造成重大贸易转移时,要采取客观标准。需审查的要素有:(1)进入进口WTO成员方的中国产品所占市场份额的实际或即将出现的增长;(2)中国或另一WTO成员方所采取或拟采取行动的程度与性质;(3)因采取或拟采取的行动,从中国进口产品数量的实际或即将出现的增长;(4)有争议产品进入WTO成员方市场的供需状况;(5)从中国出口到按议定书第16条第2、3、7款采取措施的一个或几个WTO成员方,和出口到进口WTO成员方的出口幅度。”
尽管对如何客观评估“重大贸易转移”作了如此详尽的规定,但却掩盖不住“贸易转移”标准的一大缺陷:不需要查明对该进口国生产相同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行业是否造成“重要损伤”。从而表明,用“贸易转移”来替代“市场扰乱”,显然又进一步放宽了标准。
所以我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的特保措施条款对我国来说是双重歧视。首先,在与中国进行入世谈判之时,就是利用了中国所处的劣势地位,想利用中国迫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心理,来迫使中国接受一些与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和宗旨不相符合的条件,以达到其本国受益的目的,这是对中国的第一重歧视;其二,由于议定书中的字眼模糊,在实施过程中难以形成统一确定的标准来认定其实施条件和具体步骤,于是在实施过程中其他国家又利用自己的标准对一些关键问题进行认定,使我国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这就是对我国的第二重歧视。
中国政府或相关机构应该有目的地对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的区域经济集团的市场进行研究。比如对美国,就应该对美国各项贸易法规进行深入研究。美国是一个法律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是由法律条款一锤定音。美国经常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等无端理由对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如对中国商品征收反倾销税等。中国如对美国贸易法了如指掌,就可将这些随意违法操作的行为诉诸法庭。中国现在已经成为WTO成员,还可向WTO有关机构提出申诉。中国如果借助法律使美国不敢轻易在对华贸易上采取保护主义的行为,以此保证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受到公平待遇,这样就会在不改变商品本身情况下提高商品的竞争力。其次,中国还可以对其他国家对我国的特保措施实施贸易报复措施,迫使其改变对我国征收的高额关税或者是取消数量限制等措施。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强
成立关税同盟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抵制同盟外商品进入同盟内,以便在同盟内形成有利的国际分工,促进同盟内国家经济与贸易的发展。
1、原因
(1)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和必经阶段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WTO多边体制(经济全球化)都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目标,都是通过降低或消除区域内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以促进贸易自由化,只是范围和程度不同。尽管区域一体化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区域外国家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作为WTO基石的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原则,但总体而言区域集团国家间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将使全球经济从中获益。区域自由经济交往的发展会形成一种机制来加强多边体系的联系和沟通,有助于在今后某一时期建立一种各个自由贸易集团之间的更加广泛的或多边的关系。世界竞争从来就是放眼于整个世界市场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区域范围内,对单个的国家是这样,对一个区域集团也是这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使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也能够缩小区域内国家和域外国家之间的距离。
(2)正视贸易自由化的窘境,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回顾几年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全国人民都曾欢欣鼓舞,一是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终于得到了世界的认同,进入全球贸易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二是预示着我们不仅向世界敞开了大门,而世界也向我们降低了门槛,我国企业将平等地参与全球竞争,我们的产品将更为顺畅地进入国际市场,“自由贸易”的光明前景似乎近在咫尺。
然而,事情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尽管加入了世贸组织,但我国遭遇的限制似乎并未减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例如,仅仅在上月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美国商务部就以“扰乱市场”为由,连续两次宣布对七类中国纺织品实行配额限制,而同时欧盟也不断声称要对中国纺织品进行“特保”调查。为什么这些一向主张自由贸易的发达国家,率先树起了保护大旗,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呢?
事实上,所谓的自由贸易从来就不可能有不设限制的自由。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以保护各自的利益为第一要务的,当一国的产品对该国的产业和就业形成威胁时,那么这种限制就会随之而来。
我国的纺织品屡遭限制,是因为我国产品具有欧美发达国家不可比拟的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使得欧美的纺织企业在与我国企业竞争时很难获利。这也表现在诸如家具、打火机、儿童玩具等其他产品上。所以尽管违反WTO的有关规定和贸易自由的精神,这些发达国家也要对我国产品进行限制。
因此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事实:贸易自由化实际上是有着双重标准的,即对自己的优势产业主张自由贸易,让大家都打开大门,而当自己的劣势产业遇到来自他国的挑战时,则强调贸易保护,关上大门。所谓自由贸易从来就没有纯粹的自由可言。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不仅要在进入市场时主动出击,更要在受到阻击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只有正视这种没有自由的“自由贸易”,熟悉其间的博弈规则和技巧,并逐渐习惯这样的拳脚相加、你来我往,才能真正成为在国际商业舞台上不惧挑战的斗士。
(3)清楚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一切从国情出发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提条件,也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必须坚持的一个准则,是我们处理国际经济政治事务的基础,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目的,是寻求自身经济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在WTO的大环境下跟上时代的步伐和国际潮流,获得经济的飞跃发展。至于说为了实现WTO的贸易自由化的目标那得是在实现我国经济腾飞的基础上才追求的宏伟目标,而且经济全球化也不是我们一个国家努力就能达到的目标,他需要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努力,还需要经济水平真的能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才能实现,而且还需要所有的国家都有一定的奉献精神,有为大局作想的气魄和努力,而并非为了自己国家的蝇头小利就牺牲国际秩序和所有国家努力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心血和成果。面对自由贸易的双重标准,面对自由贸易从来就没有自由的窘境,我们无能为力,这时候我们应该先为自己想想,也要为自己谋一条好的出路。
而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无疑是我们这个时候的最好选择,我们不能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特保措施带来的对我国经济的重大影响,我们就只有适应他,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谋求一条较好的出路。
2、具体操作步骤
(1)实现两岸四地的经济整合
在CEPA香港和CEPA澳门的基础上构建中华自由贸易区:2004年1月1日生效的CEPA的主要内容是港澳和内地货物贸易零关税、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及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这一安排与自由贸易区的原理是相通的,可以说是无自由贸易区之名,而有自由贸易区之实。2005年1月1日CEPA补充协议生效后,CEPA的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内地承诺实行零关税的原产香港的货物总数达1087种,对几乎全部原产澳门的货物实行零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在11个领域对港澳进一步扩大开放,8个领域实施新的开放。下一步的目标应当是在此基础上将台湾吸纳进来,构建所谓的大中国或中华自由贸易区。尽管面临巨大障碍,但无疑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事实上,今年大陆采取的对15种台湾进口水果实行零关税、由国家开发银行对在大陆台商提供贷款等都可以看作朝向这个目标的努力。
(2)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加入
按计划建立东盟与中国"10+1"自由贸易区,力争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2004年中国和东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约定于2010年前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将拥有17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将达1.23万亿美元。目前首先应确保这一目标的如期实现。由于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并不强,10+1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来说,实现睦邻友好的政治意义可能更多过经济意义,因此还应当着眼于日韩这两个亚洲主要贸易伙伴,力争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先同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就如同支撑高速前进的世界经济列车的“双轨”,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会各自客观存在并相对独立地发挥着作用,忽略或者偏废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对人类进步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甚至阻碍。
贸易转移是各国经济交往和对外贸易中的必然产物,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因此我们只有理性地对待他,因势利导,克服其固有的缺陷和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将其消极影响克服到最低限度,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欧洲等发达国家为何越开越反对自由贸易?
贸易壁垒,对国外国间商品劳务交换设置的人为限制,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关税壁垒通过征收关税形成贸易障碍,而非关税壁垒则包括进口数量限制、歧视性措施、补贴、市场划分等。WTO推行关税自由化与商品贸易自由化,但非关税壁垒仍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非关税壁垒作用上升,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认证要求,限制了后者的制成品出口,加剧了南北间经济差距。发达国家还采用反倾销手段,增加贸易壁垒。配额、许可证制度也是非关税壁垒的体现。
在国际贸易中,关税壁垒通过征收关税限制商品流通,保护本国产业。非关税壁垒则通过直接或间接限制进口,如进口配额、技术法规等手段,进一步阻碍贸易自由。
贸易壁垒对商品自由流通构成阻碍,影响市场机制作用。外国政府实施的违反多边贸易条约或双边协定的措施,对我国产品进入市场构成不合理的阻碍,视为贸易壁垒。外国政府未履行相关义务也被视为贸易壁垒。
常见的贸易壁垒形式包括违反承诺的关税措施、进口管理限制、技术法规限制、贸易救济措施、政府采购限制、出口限制、补贴、服务贸易准入限制、知识产权措施等。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多样,各国实施的贸易壁垒措施层出不穷。
贸易壁垒分为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壁垒。货物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如关税减让、关税税则分类、关税高峰、关税配额等。非关税壁垒如进口许可、出口许可、进口配额、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措施,往往对货物贸易构成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