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至5000美元后,人均收入增长长期陷入停滞,而迟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现象。一般认为,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智利可能是个例外)、东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与泰国、东欧一些转轨国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增长,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在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是持续增长而转变为发达国家,还是会步拉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后尘而迷失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问题。 一国经济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即当一国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第五、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中国如何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至5000美元后,人均收入增长长期陷入停滞,而迟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现象。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增长,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在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是持续增长而转变为发达国家,还是会步拉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后尘而迷失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问题。 中国如何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首先,从资本层面来看,尽管中国的投资率已经相当之高,然而在提高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方面,中国还至少有两方面潜力可挖。一方面,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着制造业过度发展、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通过调整激励机制来刺激服务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难上加难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不多,正因如此才把这个区间称为“陷阱”。其中拉美国家的情况最为突出,大多数国家长时间滞留其中,如阿根廷已熬了半个世纪,拉美大国中只有巴西有希望再经过几年努力跨越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有日本后有“四小龙”,马来西亚本来比较有条件实现跨越,但至今仍在陷阱里挣扎,还有泰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发展速度就下来了。 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者教训中国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学界当前的热门话题之一。2012年以来,中国GDP增速逐年下滑,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要靠是什么?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当一国人均GDP迈过3000美元之后,如果不能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及时转换,有可能长期停滞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如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和秘鲁等,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持续增长,长驱直入进入发达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
一般来说,可以把经济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第二个阶段是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的阶段。在要素驱动阶段,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基本作用,人们有钱就进行生产性投资,有强烈的工作意愿,提供基本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能被激发出来。只要宏观经济和政局稳定,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大多能摆脱“贫困陷阱”。这些基本条件比较容易满足,所以大部分国家能够达到中等收入。
在效率驱动阶段,不仅需要调动要素所有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时还要对生产性要素进行长期投资,以提高要素质量。实现这种结果的前提是,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要极大地调动起来。在创新驱动阶段,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创新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活力。美国、日本和欧盟许多国家目前都处于这个阶段。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正处在效率驱动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否则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哪些因素可能让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经常被强调的是,中国面临各种各样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消费不足、劳动收入占比太低、收入差距大、工业比重过高、投资比例过大、对外依存度过高等等。这些问题可能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更需要弄清楚,哪些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是问题之源,哪些是表象性的,是问题之果,哪些问题是可以调整的,哪些是无法调整的。比如,中国目前储蓄率太高,但日本、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储蓄率也非常高,等到经济增长率降下来之后,储蓄率自然也降低了。所以,高储蓄是伴随高速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现象,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中国即使想调也调不下来,而等经济增长放缓之后,想提高储蓄率反倒是很困难的。
现在人们非常关心四个问题,都与中国面临的矛盾和挑战密切相关。一是政府规模问题。政府规模应该适度,政府规模过大会对经济增长起反向作用。近几年中国政府规模增长很快,行政管理费用尤其增长迅猛。考虑到政府部门的财政收入和各种收费,广义的政府税费占GDP的比重已达到很高水平,而且政府支出结构也有诸多问题。二是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按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比照国际标准,贫富差距的确较大,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第三,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的人均教育水平在国际范围内算是较高的,反映了普及初等教育的成果。第四,如果以预期寿命作为国民健康的衡量指标,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也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也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步入发达国家,有的国家却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要加强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是指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影响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通俗地说,社会流动性低,就是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社会流动性高,就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占比低和收入分配不均,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静态的不平等,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有可能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