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如今各国都不肯接受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指出的建设经济的正确方案，反倒大搞单边主义和计划经济？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背景

奥地利经济学派（英语：Austrian School）是一种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派，源自19世纪末的奥地利，延续至20世纪的美国等地，代表人物包括了卡尔·门格尔、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欧根·冯·庞巴维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穆瑞·牛顿·罗斯巴德和汉斯-赫尔曼·霍普等人。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方式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相同。也因此，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可以视为是延续了15世纪以来的经济思想，包含了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等主要的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只有在逻辑上出自于人类行为原则的经济理论才是真实的。这种理论的正式名称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而奥地利经济学派长期以来便提倡一种从这种理论所衍生的解释方式。人类行为学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家们能以此探索适用于所有人类的经济规律，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解释方式则可以用于针对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
奥地利经济学派所采用的亚里斯多德派/逻辑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与目前主流的新古典主义所采用的柏拉图主义/理性主义不同，也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不同。虽然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方式与现代大多数经济学家采用的方式都不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往往极具争议性，而且也与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不同，同时奥地利经济学派也彻底反对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力相当广泛，他们强调经济的生产阶段，并且质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行为理论基础。
由于许多奥地利经济学派所主张的政策都要求政府减少管制、保护私人财产、并捍卫个人自由，因此，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和客观主义团体都经常引用奥地利学派思想家的作品。 古典经济学专注的主要是价值的交换理论，在19世纪后期也开始专注“边缘的”成本和价值概念（参见边际主义）。卡尔·门格尔在1871年所出版的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成为酝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作品之一。在边际主义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特别集中于门格尔的思想发展的学派，被称为“奥地利学派”，因为该派有多名学者执教于维也纳大学，所以又称“维也纳学派”，因为着重于从主观的心理以及效用分析的角度解释经济学，又被称为“心理学派”。
奥地利学派起源于维也纳，而学派的名称则起源于当时同为德语世界中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辩论，在辩论中奥地利人主张古典经济学着重于逻辑高于观察，而德国人则嘲笑他们为“奥地利学派”以突显他们远离了当时德国的主流思想，并且也是嘲笑他们的思想仅属于地区省份的层次（当时普鲁士统一了除了奥地利之外德语地区，成立了德意志帝国，所以视奥地利为一个分离的地区省份）。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相同的一些特征。随后W·贾菲（W．Jaffé，1976年）的论文发表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米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门格尔的著作被庞巴维克等人所追随。当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们以经济计算问题针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进行批评时，他们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派，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代表了奥地利人的位置，他们主张如果没有货币价格或私人财产的存在，正确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达成的。奥地利学派成为了第一批有系统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有一部分也是源自于奥地利经济学家对于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黑格尔理论的反驳。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奥地利学派形容为“资产阶级”对于马克思理论的反动，但这种说法是极具争议性的，因为门格尔写下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的时间几乎就和马克思完成资本论一书的时间一致。奥地利经济学派是第一个敢于直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派，而两种学派研究议题也都聚焦于货币、资本、商业周期、和经济过程等议题。庞巴维克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写下了大量批判马克思的著作，而几名突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1905年-1906年之间参加了庞巴维克主持的大学研讨班。相较之下，古典经济学家很少对于这些议题感兴趣，而且之中许多人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也不熟悉，要直到进入20世纪才开始转变。
在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奥地利学派便不再聚集于奥地利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否定，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学派反对以观察的方式研究。它的名声借由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等人逐渐提升—尤其是在哈耶克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不过，奥地利学派在当今依然属于少数派的立场。
奥地利学派可以被分为两种走向，一种是以哈耶克为主，在怀疑许多新古典主义概念的同时，却也会接受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公式。另一种则是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为主，试图寻找不同的经济公式。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主要差异是在于消费需求低落的可能性上，新古典主义认为这是可能发生的，而米塞斯则认为这“在实践上不可能观察到”，米塞斯和其学生主张功利的作用是序数的—而非基数，换句话说，一个人只有可能对他的需求进行先后的顺序排列，而不可能测量这些需求的数字大小。最后，米塞斯的理论和其他奥地利学派在风险评估的方式上也有些许不同。
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部分是奥地利学派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当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邀请哈耶克和其他“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前去授课时，他们的英国学生都“逃走了”，拒绝加入奥地利学派的行列。但他们的许多概念，尤其是在资本的价值和其重要性上，最后影响了许多凯恩斯经济学家如约翰·希克斯等人的著作。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前任局长阿伦·格林斯潘在2000年谈及奥地利学派时如此说道：“奥地利学派的影响相当深远，他们的大多数理论都被实践了且产生深切的影响，而在我看来，他们或许对于这个国家（美国）的主流经济思想有着不可逆转的影响。”格林斯潘也称他曾经参加过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主持的研讨班。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米塞斯，1912年）。
1982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成立，成为研究和推广自由主义以及奥地利学派的机构。

为什么（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力远不如芝加哥学派甚至（新）凯恩斯学派？

经济学上分很多学派，每种学派都会有自己的渊源和未来的发展。很多经济学会和意识等联系在一起，形成新的学派。经济体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现在社会，不断的会有新的思想加入经济学，使经济学内容越来越丰富。（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新）凯恩斯学派是不同的派系，每种派系有不同的影响力，至于他们之间谁的影响力更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首先，（新）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什么样的学派？可能提出名字大家有点陌生，但是不管是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或者社会人士，估计或多或少的都会接触到经济学理论，这就属于（新）奥地利经济学派。这个学派，比较注重理论方面的阐述，比如机会成本理论等等。其实奥地利经济学派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经济学的奠基者，影响力可见一斑。

其次，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比较注重建模，很多经济方面的问题都会通过数学，建造出相应的各种模型。但是出现了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学发生了变化，对数学开始冷淡，所以芝加哥学派现在的影响力也不如以前了。

第三，凯恩斯学派在很多地方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它的影响力主要不是体现在专业的领域，而是非学术领域。现在很多媒体关于对政府的各种政策报道，都是受到凯恩斯学派的影响。

总之，这几种学派之间各有千秋，单独的说某个学派影响力大小，也是不切实际的。

请教一下亚当·斯密关于政府的三大职能~~谢

亚当·斯密的后人 尔 钦 自由主义的守护天使 如果有人说，“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必定是一位自由主义者”。那么可以确信，说这话的经济学家要么是奥地利学派传统的追随者，要么是芝加哥学派的信奉者。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发展实在过于迅速，这两个学派的诞生最长不过一个多世纪，但半个身子已被埋没到经济思想史的故纸堆中去了。有人相信当哈耶克逝世时，所谓的“奥地利学派”便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尽管这种断言一定会遭到柯兹纳（Israel Kirzner）、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等现代奥地利学派传人的反对，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课堂上，奥地利学派只能出现在“经济学流派”这一章节中

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派

奥地利经济学派是近代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庞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都是维也纳大学教授，都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其理论体系，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或心理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英语：Austrian School）是一种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派，源自19世纪末的奥地利，延续至20世纪的美国等地，代表人物包括了卡尔·门格尔、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欧根·冯·庞巴维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穆瑞·牛顿·罗斯巴德和汉斯-赫尔曼·霍普等人。

一般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形成始于1871年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的发表。当时还是个公务员的门格尔也因此书而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经担任数年鲁道夫（Rudolph）王储的私人教师和旅伴后，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两位更年轻的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ǒhm-Bawerk）和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虽非门格尔的学生，却成为门格尔这本成名之作新观点的热情支持者。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这两位追随者和门格尔一些学生不遗余力写作，特别是由于门格尔本人发表了一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至此，奥地利学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实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了英语；1890年《美国政治及社会科学学会年刊》的编辑们一再要求庞巴维克撰文阐述这一新学派的思想。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贡献包括：

• 有关产品分配的理论，价格是由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排序所决定的，而消费者排序最高的产品便会被加以生产。

• 强调研究选择的重要性，研究时间是不可靠的。

• 在根本上反对以数学方式来研究经济学，应该探索的是经济的本质而非特定数量的经济数字。这被视为是‘革命’性的理论，这种方式颠覆了以均衡和完全竞争为研究方式的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 庞巴维克根据马克思的转形问题（Transformation problem）理论反过来质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站不住脚。奥地利学派也认为资本家并不会剥削劳工，相反的，他们认为资本家给予劳工的薪资是高于劳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价值的。

• 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主张资本密集度是和生产过程中的迂回效果（Roundaboutness）相等的。

• 庞巴维克证明了边际效用的法则，如同门格尔所公式化的一般，这必然等同了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法则。这个法则后来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一名学生乔治·瑞斯曼发展健全。

• 强调价值上的机会成本和保留需求，拒绝将供给视为是影响价值的独立因素之一。

• 米塞斯和哈耶克对于商业周期的理论，认为经济上的萧条是由跨期决策（intertemporal）的生产结构—亦即政府的货币政策所设定的利率所造成的，因为这种结构违反了个人选择的时间偏好。

• 哈耶克的跨期决策平衡（Intertemporal equilibrium）概念（约翰·希克斯将这个理论用在他所著的Value and Capital一书中，这本书大幅影响了二战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

• 米塞斯和哈耶克将价格视为是达成市场上的分散性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的媒介。

• 针对利率的时间偏好理论（time preference theory），以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理论来解释借方和贷方的时间选择—而不是付给生产要素的价格。

• 强调在进行经济决策上的不确定性，而非依赖于某个宣称掌握了所有可能情况的“经济人”或理性的决策者。事实上，完美的知识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意味着所有的经济行动都存在着风险。

• 奥地利学派与马克思学派之间的经济计算理论之争，奥地利学派认为马克思学派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没有货币的存在便不可能正确的计算生产中的机会成本，同样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达成资本主义里的计算准确性。

洛桑学派的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是经济学界如雷贯耳的两大经济学流派。前者发轫于卡尔.门格尔，经庞巴维克、维塞尔、米塞斯、哈耶克，流变至今。后者以瓦尔拉斯为鼻祖，后继者中著名的有帕累托、巴罗尼、兰格、里昂节夫。
如果以一个统一的学术集团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两者都已经成为历史。奥地利学派因纳粹主义兴起的威胁，其成员鸟兽散，哈耶克去了英国，米塞斯、马克鲁普、哈伯格等去了美国。随着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界获得霸主地位，这个学派的影响一度式微，直到20世纪的60年代中后期才又重振旗鼓，杀回到经济学界。至于洛桑学派，因它的创始人里昂.瓦尔拉斯任教于洛桑大学而得名，不过这个学派的队伍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奥地利学派那样兵强马壮的程度。瓦尔拉斯将教授席位交给了帕累托，在他之后，除意大利的巴罗尼还被学术史家提到，继任者中没有什么有名的经济学家。但是洛桑学派的理念和方法影响的程度在西方经济学界则是奥地利学派望尘莫及的。这不仅是因为里昂节夫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推向应用，更因为德布鲁等人在数学上证明了一般均衡状态的存在性，加上希克斯、克莱因等人的工作，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已经融进了经济学主流。相比之下，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和方法至今仍只是经济学界被边缘化的少数人的圈内事。即便是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这个学派的影响在圈外有所回升，它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也仍然无法和洛桑学派相提并论。
不过，在那次影响深远的大争论中，认为社会主义具有可行性的经济学家，论争开始之前的瓦尔拉斯、帕雷托和巴伦尼都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始人，他们所抱有的共同认识就是运用一般均衡理论可以使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配置达到最大效率的均衡。勒纳、迪金森、兰格以及随后的伯格森也都是一般均衡理论的信奉者或者直接参与了这个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工作。而与此相对的社会主义反对派几乎是清一色的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虽然没有参与对洛桑学派社会主义者的论战，但是他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批评通篇渗透了奥地利学派的精神。维塞尔对待社会主义则要温和得多，原因可能与其出身的家庭（父亲是奥地利审计院副审计长）和受社会学特别是孔德的社会学思想影响有关，他受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在奥地利学派中是最弱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毫无疑问，都是奥地利学派的传统熏陶出来的经济学家。罗宾斯本人不是奥地利学派的成员，但是与这个学派的联系极为密切，他是米塞斯研讨班的成员，也是哈耶克的朋友。由此可知，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论争乃是西方经济学的学派之争。
何以洛桑学派的成员和信徒倾向与社会主义，而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则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这种系统的区别来自这两个学派的哪些特征？也许从哈耶克后期关于建构理性和演进理性的知识类型区分中可以找到答案。一般均衡论无疑是人类认识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的极为出色的成果。但是这个理论由于高度的抽象，与经济生活的实态有很大的差异，而为一般均衡论的理论大厦所折服的人，往往将这种理论上的状态与生活上的事实混淆起来。以为资源配置的问题就是求解联立方程组。所以受洛桑学派影响较深的学者容易偏向建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与此相反，奥地利学派十分强调个人的选择，个人的主观感受，个人的判断以及个人和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注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具体生动有效的情节，强调时间的不可逆性和预期的意义。这种特点使得学者更多的注意力关注于经济生活的过程的意义，关注人在这个过程中的自适应，自学习和自组织的特性，对于一般均衡作为事实上的结果反而看得较轻。哈耶克甚至认为，一般均衡是一个有害的范式，因为他诱使学者偏离了实际经济运行的真实常态。而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和个人意志的角度来研究中央集中计划，必然产生出对这种资源配置有效性和可行性的怀疑。不仅如此，他们必然会担心这种集中计划对于生长在人类历史文化之中的文明受到摧毁。所以，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决定了它的成员对社会主义这类建构理性的产物没有好感。 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论本身是人类的理性高度发达的产物，而这种关于经济体系的认识又必然会强化人类主宰外部世界的信心。所以说一般均衡是经济理性主义的登峰造极的理论成果，应该说是恰当的。
随着先进的数学手段的不断引进，一般均衡论越来越精巧，越来越远离现实，虽然是一个理解经济运行的模型，反而更像是牛顿力学这类自然科学的模型。在一般均衡体系中，人性的因素，个人的主观感受和丰富多彩的探索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迷惘、痛苦、欢乐全部勾销，剩下的是一个没有人的经济体系的各个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型。所以一般均衡论所暗示的在经济生活中实施集中控制的可能性，使得后来的许多学者为其着迷。社会主义者认为在瓦尔拉斯的经济体系中找到的建设性的构想要比在马克思作品中多。一般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是有力的内在的。它的结论与马克思在中年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愿望有着某种极为接近的特性。这也是瓦尔拉斯主义者即使不喜欢社会主义，但也很愿意在理论上给予社会主义以支持的理由。同样，社会主义者对于瓦尔拉斯体系的好感似乎也要远远超出其他的西方经济学体系。所以从一般均衡理论生长出来的西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真正基础乃是理性主义或者说是建构理性主义的诉求。
与此相反，奥地利学派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使得他们对于一切总体性的、一般性的、客观性的理论抱有怀疑。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就像是他们所研究的企业家一样，始终以个人的眼光来看世界，始终以自己的标准来作决策。至于宏观事实完全被当作是个人问题的有机联结体。他们拒斥一切个人不能接受和理解的，对个人的经济活动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外部世界的图景。这种主观主义、个体主义、演进主义决定了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家在理解任何经济现象时总是抱有一种深切的人道主义的关怀。本能地反对那些有可能对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带来后患的社会设计和规划。这个学派的成员讨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中散发出来的这种气味，对这种体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姻更是十分担忧。因为，社会主义思潮本来在20世纪初已经趋于弱化，原因正在马克思未能给这种理论的实际应用提供任何具体的符合经济运行一般逻辑的设想。西方社会体系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处于分崩离析之中，现在一些经济学家要把社会主义和一般均衡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化，试图以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提供逻辑基础。对此的担忧，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要比任何其他经济学派的学者要严重。这或许是一般均衡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从提出的一开始就受到奥地利学派的抨击的缘由。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经济论争反映出了西方理论界和思想界自身的深刻的世界观分歧。这种分歧在以前的研究中被严重忽视了。这种分歧的严重性从兰格一直到后来还无法真正理解哈耶克的批评这一点就能够看出。哈耶克想要说明的是，经济社会中的分散的知识是难以集中利用的，而这种分散的知识之与经济活动的意义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没有有效利用这种分散知识的机制，便没有合理的经济活动。他坚持认为市场正是发现和最有效的利用这种分散知识的手段。而兰格一直为计算机技术进步所预示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控制的更大可能而乐观。凡是仔细研究过哈耶克“知识的社会利用”这篇重要论文的人，不可能不为其中闪耀的知性之光所震动。可是兰格好像没有真正理解哈耶克要说的道理。坦率地说，兰格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本质的理解就其深度而言无法与奥地利学派的任何一个成员相提并论。所以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几乎没有在一个层次上。毋宁说除了显然是操作性的问题的讨论能够产生一些对话外，大部分今天看来意义重大的讨论几乎可以说是自说自话，各唱各的调。结果是，社会主义者更加信奉社会主义，而反社会主义者更加反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