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一博主经过多方面分析推测湖北经济未来会超越浙江？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议论文！

论三聚氰胺事件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整个社会因这起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而产生的恐慌性情绪，也慢慢抚平，但是，整个乳制品行业的危机却远没有结束。近日，我们欣喜的看到乳业三巨头伊利、蒙牛、光明齐聚央视《对话》栏目，就该事件给消费者带来的伤害集体道歉。
乳业巨头们的这种行为无疑缓解了消费者紧绷的情绪，同时也得到了部分消费者的谅解，然而痛定思痛，原谅并不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要重塑中国食品行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信心，除了“痛”之外，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的是“思”，寻找出问题的症结并真正去解决，这才是正道，才不会导致若干年之后再一次的所谓“流泪谢罪”！那对消费者来说就像是狐狸的眼泪，并不能抚慰消费者们受到的伤害。
回到三聚氰胺事件本身，所有的人都把矛头指向伊利、蒙牛等一线品牌，但是，乳制品行业作为一个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产业。以健康的乳制品来满足民众合理的需求，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正如《第一财经日报》所说：“如果这个行业的沉沦，没有人会是赢家，也不会有人希望中国的乳企真的都轰然坍塌。因此我们必须追问：中国的乳业何以重生?这是乳业极其关心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都在关心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乳业之‘病’究竟病在哪里?“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答，造成三聚氰胺事件全面爆发的原因无非是三个方面：第一企业在资本市场压力下仅仅关注发展速度而忽略企业核心价值的倾向；第二就是企业对企业责任认知的缺失；第三政府监管的乏力。
资本逐利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迫近中国, 中国的经济发展承受着很大压力。中国的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内企业的竞争, 还要面对国外大企业的挑战。同时，外资的介入让中国企业在享受融资甜蜜的同时为了达到经营目标疲于奔命，在一味关注强调发展速度的环境下，导致破坏市场规则的事情时有发生, 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受到干扰。最终形成了“三聚氰胺式”的爆发。
以蒙牛为例，这个曾经一度被中国商界引以为发展神话的企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中国排名第1116位的小公司，到现在收入和利润居全行业第一的大企业，蒙牛真的有“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吗？
纵观蒙牛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蒙牛几个阶段性的跳跃式增长背后都有外资导向的背景，业内闻名的蒙牛和投资方对赌协议中约定：如果在2004至2006年三年内，蒙牛乳业的每股赢利复合年增长率超过50%，三家机构投资者就会将最多7830万股（相当于蒙牛乳业已发行股本7.8%）转让给金牛；反之，如果年复合增长率未达到50%，蒙牛就要将最多7830万股股权转让给机构投资者，或者向其支付对应的现金。
在这种巨大的经营压力面前，企业顺理成章的选择了“要市场，不要牧场”的发展模式。但是在“5年增长200倍！6年销售200亿！投资收益率大于5000%！”这样一组数据背后，奶源发展早已不能承担其企业发展速度之重，通过乳品行业专家王丁棉向《21世纪经济报道》透露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这几年奶源发展速度经常在10%左右，但蒙牛的发展速度却是百分之几百。 这是良性吗？很显然，价值体系的和谐链已经在畸形中恶化并最终产生恶果。”要解决百分之几百的发展速度所必需的原奶，迫于资本对发展速度的压力，蒙牛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抢奶高潮。
而为了有足够的奶源可以抢，蒙牛采取了业内闻名的跟随策略，从刚开始在内蒙古跟随伊利，一直到在黑龙江、河北、陕西、甘肃、宁夏黑龙江、河北、福建……哪里有别人的加工厂，蒙牛就会紧挨着建立自己的工厂。而这些加工厂都雇了一些人去抢奶源，哄抬奶价。福建长富乳业负责人曾经在公开场合声讨该行为：“没有行业道德，盲目扩张规模却不培育自己的奶源基地，不惜跨越1000多公里，在别人牧场旁修建收奶站，从奶农手中抢奶。”与此同时，在抢奶的情况下，工厂降低了收奶的标准，甚至很多被其他企业拒收的牛奶也能顺利出手，这种行业竞争的混乱和无序显然助长了中间商的掺假行为。
以三鹿为例，由于奶源之争愈演愈烈。过去数年中三鹿相继兼并了山东、河北、陕西、河南、甘肃等省的一些地方性企业，使其成为自己的生产基地。招来这些企业本意是为了加大产能，但后来他们反而成为一颗颗定时炸弹，买回来的企业在机器设备、内部管理等各方面都跟不上，还处处存在安全隐患。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我国的等产区的鲜奶收购普遍存在。2007年有部分乳品企业以《关于蒙牛乳业争抢奶源的情况汇报》和《关于外省企业奶源不正当竞争的报告》的形式上书黑龙江省畜牧局等政府部门，直指外来企业在其区域内抢奶。
可以说，由于蒙牛对发展速度的片面强调，打乱了行业的整体发展，一方面，其他企业协助当地奶农辛苦建立起的奶源被强夺，另一方面，奶源之争让部分只关注利益的不法奶站为了牟利而铤而走险。
与此同时，为了弥补奶源不足而造成的产品滞后，营销成为蒙牛扩张市场份额和发展的关键，根据蒙牛2008年中期报告显示，蒙牛的“市场销售及经销费用”达到了22.9亿，占集团销售收入16.7%，而“广告费用”则占到了销售收入的9.2%。
而正是这种“先有市场、后有工厂”的模式，以及随后带动的“轻资产战略”的倾向让中国乳业在过去十年内取得了惊人的增长。从1998年至2007年，中国人均牛奶消耗量从5.3公斤提升至27.9公斤，奶制品工业生产总值也从120亿元增至1300亿元。但是，在这样的发展速度背后的却酿造了行业整体的缺失，在火箭速度的影响下，难以控制奶源质量直接造成了中国奶源发展速度与企业扩张速度明显失衡。中国奶业协会一位专家表示，企业扩张速度一度高达30%，而奶源发展速度却仅为10%左右。（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1009/03165369878.shtml
）
其实早在2005年，就有专业人士提出：“蒙牛的业绩并非其所说得那么完美，在蒙牛与国际大行制造的看似完美无瑕的财富传奇背后，是蒙牛不惜采用超常规的销售模式，这为蒙牛的高速增长的故事埋下隐患。支撑蒙牛超越行业常规极速发展的其实仅仅是资本催长的力量。不断变换股权比例、分化股权种类及性质、大量运作金融工具……蒙牛快速成长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结果。”（
http://news2.eastmoney.com/050422
,112570.html）
牛根生曾经有一句名言，蒙牛有一个飞船定律，不是在高速中成长，就是在高速中毁灭。在外来资本的压力面前，这两点，他都做到了！
企业责任缺失
2008年初，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则明确要求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重点把握好八个方面：一是坚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二是不断提高持续盈利能力；三是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四是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五是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六是保障生产安全；七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八是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种种资料和动向均显示，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尽管如此，依然掩饰不了中国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缺失。虽然人人都在谈 “企业社会责任”，但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理解不同。在过去，人们谈论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捐款扶贫、办希望学校等等，后来又加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内容。但是，企业却很少站在最基本的核心上来讨论企业的最基本的责任——即尊重与保障消费者价值最大化上。特别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食品行业，每一个企业的核心责任最根本的应该是：“尊重生命，对生命负责！”
另一方面则是企业社会责任流于形式。企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忽略企业的根本面，而片面的去强调公益活动、社会捐赠等“公益营销”，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晓波在谈及蒙牛的火箭速度和社会责任时曾指出：“在中国市场上，我看多了神话的诞生，但牛最终还是牛，只能跑出牛的速度，神话只有落到地上才是真实的。”（
http://www.donews.com/Content/200809/0597157d-a995-4061-8181-8405ef6251eb.shtm
）
然而值得庆幸的事情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切实的认识到中国企业在快递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2007年度由《第一财经日报》举办的名为“回归领导者本质——快速发展中的行业领导力”大师会上，联想集团柳传志先生、中粮集团宁高宁先生率先在提出了中国商界现阶段更需要的是促进行业和谐发展的行业领导者，而非扰乱行业经济秩序的行业领先者。而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也出席本次会议并提出了“关注发展厚度而非发展速度”的概念，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乳品行业在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后的反思和沉淀。
《第一财经日报》秦朔先生则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企业里面，我们判断领导者的时候，往往用一些商业和经济的指标衡量他们。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来看在欧美一些真正基业长青的企业的案例，能够通过他们的产品为消费者服务，以及产业的进步，而这个意义的领导者才是我们时代更为需要的。”
政府监管乏力
在市场经济和行业充分竞争的体制中，任何一个企业都代表了一个经济集团的利益，这是企业最根本的特性，在这样的前提下，企业和企业管理者首先要完成的任务是对投资方负责，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无可厚非的，但如何让管理者们同时对消费者负责，这除了要求企业有长远的规划，在短期盈利目标的基础上对长期发展有清醒的认知之外，国家的监管体系从中起到了敦促企业执行国家标准，并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起到制约企业和保护消费者的关键作用。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以欧共体为例分析了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三大环节，张文魁先生认为：“欧共体的食品安全分为三个环节，第一环节是政府行为，政府一定要尽到他的职责，如果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疏忽了，那企业更做不到。第二个是企业的自律，企业必须对自己的产品负责。第三消费者必须有一定的知识面来选择食品。但是这三条里面，最重要是政府职责，不能因为钱而忽略老百姓的健康。”
清华大学教授在针对国际发达国家的食品监管研究中总结出四大特点，认为这些特点是使得当地食品监管体系有效运作的基础。首先是这些区域针对食品安全的管理能够做到职能整合、统一管理，将食品安全的监管集中到一个或几个部门，并加大部门间的协调力度，以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效率。其次，加强食品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美日主要通过明确各部门之间的分工防止相互之间的扯皮，而欧盟则是设立专门的协调机构。第三，合理设定监管部门的权责分配。最大程度上分清各部门的监管范围，防止政出多门以及监管空白等弊端。另外还加强对监管部门的责任追究，强化责任意识。最后，为了更好的监管企业的自检，国家设置适量的地方食品安全检测人员。这一点主要源自日本经验，地方按区域安排一定数量的食品卫生监视员、家畜家禽检查员，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直接深入最基层，既可以从源头上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风险，又将食品安全监管网撒向每个角落，最大范围内使公众享受安全食品。
相比较之下，我国食品安全管制是多部门联合管制，管制主体包括卫生部、农业部、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环保局、商务部、交通部等。各部门之间是横向分工合作，进行分段管理。这样造成了食品行业缺乏针对性的监管，而各部门发出的针对具体问题的短期性措施，缺乏系统性和长期性。也减弱了整理的管理力度，使得有些问题明明存在，却因为没有明确对应的部门进行管理而成为安全漏洞。三聚氰胺事件明显可以看出这一系列问题，一些相关政府部门没有承担起须承担的责任来。而在监管失责之外，地方政府为政绩和利益考量而采取的“地方品牌保护”，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也助长了企业以盈利为唯一目标的风气。
或者正如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胜利先生所说的：“三聚氰胺事件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加速了乳制品行业的良性发展，促进了乳制品企业建立起奶业持续健康发展所必须建立的长效机制”。
而当中国乳制品行业经历这样的风雨洗礼之后，痛定思痛，我们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上海财经大学有哪些教授的课是必须要去蹭的？

本人是一名14级上海财经大学的本科学生，很开心地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对于一所财经院校，大家潜意识里会觉得更多的优秀课程是和财经相关的课程，没错，但是财大的专业还是比较齐全的，试着想象一下财大学子在上《红楼梦与传统文化》的场景，是的没错，就是柳岳梅老师开设的这门课让我爱上了红楼梦，虽然身为财经院校的学子，但我也依旧有一颗热爱文学，提升文学素养的跳跃的心。看到此条答案的财大小伙伴可以考虑一下这门课哦，超级推荐！

说到底，财大的商科还是很强的，因为我本科的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当然要推荐我们的可爱认真的劳动经济学老师张德远教授，超级认真负责的一位老师，有开设薪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去听一听保证你会爱上这个老师。

老师的研究领域是：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关系，农业经济与管理。
他的学术背景也是非常丰富：
1978-1982：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与贸易学院，农业经济与管理获学士学位 1984-1987：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管理获硕士学位 1993-1994：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1996-2000：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2-1987：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教师，教授科目：会计原理；农业经济学；

目前老师的在校教授的课程主要是在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关系，西方经济学等课程，是一位非常可爱认真的老师哦，欢迎大家来听他的课。
还有我们商学院的美女老师叶巍岭的市场营销非常受欢迎哦！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上海财经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有严济慈、杨纪琬、曹沛霖、庄福龄、娄尔行等。
严济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杨纪琬：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制度的奠基人、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重建和恢复的创始人。
曹沛霖：政治学家、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中国政治学理论博士点最早的3位博士生导师之一。
庄福龄：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
娄尔行：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会计学家之一、中国会计学博士点最早的2位博士生导师之一。
上海财经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一所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经、管、法、文、理、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研究型重点大学，国家首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高校。

扩展资料师资力量：
截止至2012年9月，学校有专任教师1019名，其中教授、副教授541人；有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10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9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例为81%。截止至2017年9月，学校有专职教师1043人，有国家级教学团队4个。
学科建设：
截止至2019年5月，学校共有一级学科17个，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8个学科门类。
参考资料来源：
https://www.baidu.com/link?url=sMk86wFG6G-WJ7DKDw0dGIDke0iQ9LUrqMC0adxdWCkOm8L_oLGuf3pskynyPQGPNtIqE_6Me1mhqoTwg2z6VS-igfsAjspj_Mra1Vj1Wyb4TrxZ2QDVP-qn6NpBT1MCwDRhos17cNbc8lz32XuJDq&wd=&eqid=b4416ff900067e28000000035d8c8677

什么是中考回流生？为什么回流生参加中考会引发众怒？

『中考回流生』就是在户籍地之外的学校就读并且小学毕业后，需要回到户籍原地所在地的学校报读初中高中的学生，主要是指在中学这个阶段，户籍和学籍地不一致。
举个例子，我的户籍地是在广东清远的，但我小时候跟着爸妈去湖北工作生活，我在湖北读小学，现在小升初，我考不上湖北的初中，我可以回到清远读书，这个就属于回流生。

近日关于回流生这个话题在西安引发了热议，原因在于有传言2023年10万西安中考生中有大量回流生，据说这部分考生多来自河南，数量少则1万多至4万。虽然官方辟谣了实际上只有3608人是回流生，只占全市报名人数的3.5%，可依旧无法打消家长们的焦虑。
回流生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务工子女人群上学的一个政策，这些回流生既可以选择在户籍地参加中考，也可以选择在学籍地参加，简而言之学籍地考不上的话可以回到户籍地就读，相当于有一条“退路”。
可很多人尤其是在教育这一方面很懂得如何去将这些规则利益最大化（说白了是钻空子），还催生出了专门为学生办理回流手续的产业链，这怎么不引发众怒？就拿西安来说好了，与之相邻的河南是高等教育资源的洼地，一部分河南的学生就会利用回流生这个制度到西安去参加中高考，河南这里的高考难度大我就提前把户口转到西安，说来西安的教育资源也是陕西最强的，一点也不差，将来我可以在这里“鱼跃龙门”。
可三千多的回流生，意味着要占据三千多个名额，原本在西安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本地家庭本该享有的教育资源就被挤掉了，自然会引发众怒，我为了孩子辛苦在西安打拼，买学区房、缴纳社保一样没落下，到头来就是这样的结果？这换谁能接受。

2022年西安的中考录取率是66.84%，普高线分数523分，西安的中考满分是700分，一共8个科目，也就是说每个科目的得分率必须要在75%以上，才有普高的资格，注意只是普高！
大量回流生涌进来，到最后中考的分数线可能会骤然提高，毕竟教育资源名额有效，原本有望就读普高或者重点高中的孩子可能就被挤掉一个档次。回流生占据的不仅仅是初中的名额，更重要的是高中名额，达不到分数线的孩子连上普高的资格都没有，上不了普高只能去职高，有人说到时候可以统招专升本考试啊！但这个考试真的有那么容易吗？每年被刷下来的人数不胜数。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以后回流生人群只会越来越庞大，也会逐渐发生在其他城市。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严厉打击那些用回流生制度来获利的产业链，斩断这些投机取巧的把戏，在校生还可以来一次彻查，严查户籍学籍的获取渠道，不让他人“浑水摸鱼”，保证公平公正。
再者可以开通匿名举报机制，学生或者家长发现有疑似回流生的，可以进行举报，人人都可以进行监督。
希望有关部门可以重视起来，解决这种乱象，修补制度上的漏洞，一旦发现有人企图钻漏洞获益，重罚！让人有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