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家单位成为首批科创中国山西省博士创新站，这对促进中小型企发展有何影响？

上海大学有几个校区

院校专业：

上海科技大学（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简称上科大、 ShanghaiTech ）是一所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共同建设，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主管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2013 年 9 月 30 日经教育部批准同意正式建立， 2022 年 2 月 14 日入选第二轮 “ 双一流 ” 建设高校。学校致力于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培养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提供科技解决方案及发挥思想库作用，积极投身高等教育改革、参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努力建设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研究型、创新型大学。,学校位于上海 — 浦东新区 — 张江高科技园中区，是建设中的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新药研发平台等国家级大科学设施和科研机构融为一体，与张江高新区的产业界、投资界有机衔接。学校新校园占地约 900 亩，总建筑面积约 70 万平方米，校园建设充分体现 “ 学生教师为本，教学科研融合，绿色环保智能 ” 的规划设计理念， 2015 年底基本建成， 2016 年全面投入使用。,学校以理工科为主，设立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创业与管理学院、创意与艺术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和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实行大学院制，学院下不设系。学校设立免疫化学研究所、 iHuman 研究所、数学科学研究所、大科学中心。,学校按照 1:10–1:12 的师生比建设一支 1000 人规模的教授队伍，规划选聘 500 位常任教授和 500 位特聘教授。其中，常任教授主要来源于国际著名大学的知名学者和优秀青年学者，实行常任教授制（ Tenure System ）；特聘教授主要来源于中科院上海分院研究院所的优秀科学家以及国内外著名教授。截至 2021 年 12 月，学校已选聘 622 位教授（特聘教授 291 位，常任教授到位 312 位，教学教授 19 位），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 4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37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5 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0 位、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 7 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2 位。,2014 年学校开始招收首届本科生，迄今已连续招收了 8 届 2884 名本科生， 2021 年面向全国 18 个省（市）选拔招录了 430 名本科生。 2013 年 -2016 年，学校与中国科学院大学联合招收培养硕士和硕博连读研究生。从 2017 年起，学校开始独立招收培养硕士和硕博连读研究生。迄今已连续招收了 9 届 5047 名研究生，其中 1421 名已转博。学校规划在校生规模为本科生 2000 名左右，研究生 4000 名左右。截至 2021 年 12 月，学校共有在校生 4995 名，其中本科生 1712 名，硕士研究生 2304 名，博士研究生 979 名。,学校围绕 “ 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 的办学使命，建立了学研结合、学创结合，书院学院协同育人的机制，注重培养学生 “ 立志、成才、报国、裕民 ” 的社会责任感，使之成长为具备扎实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创新创业意识，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同时具有国际视野，能够从事科学发现、高技术创新与新兴产业创业的拔尖人才。,本科生遵循 “ 宽口径、厚基础、小规模、国际化 ” 的原则，突出 “ 通（通识教育）、专（专业人才）、新（创新创业） ” 特色，不断完善由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个性化教育构成的培养体系。强化中华文明、世界文明、科技文明教育，注重创新创业教育；所有本科生必修数、理、化、生、信息自然科学通识课，打下坚实理工科基础；专业课程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选用国际经典教材 / 教参。学校为每位本科生配备书院导师，在学习生活、创新实践、生涯规划等多方面为学生提供指导。学校注重将创新实践融入培养全过程：全体本科生前往全国 11 个省 16 个实践基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全体本科生和部分研究生前往 102 家企业和园区开展产业实践活动。学校与国际一流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资助优秀本科生海外学习交流： 2016 年至今，共有 161 名本科生赴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参加 “3+1” 交流项目； 2017 年至今，共有 45 名本科生赴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莱顿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等参加暑期科研交流项目； 2015 年至今，共有 361 名本科生赴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等参加暑期课程项目。,2018 年至今，学校共有 4 届 1114 名本科生毕业并获得上海科技大学学士学位。截止 2021 年 9 月，已毕业的本科生中，约 34% 到国（境）外攻读研究生学位，其中进入全球 TOP10 高校深造占比 20% ，进入全球 TOP20 高校深造占比 34% ，进入全球 TOP100 高校深造占比 83% ；约 44% 的毕业生到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国内高校攻读研究生学位；约 20% 的毕业生到微软、特斯拉、通用电气、诺华、 AMD 、和辉光电、上证信息、上海银行、汉高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就业。,学校结合 “ 高水平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 ，不断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提升研究生的原始创新能力。坚持按照一级学科制定培养方案，突破 “ 流水线式 ” 人才培养模式，注重研究生的 “ 个性化培养 ” ，要求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鼓励研究生跨学科、跨学院选修课程。实行实验室轮转制，扩大研究生对学科专业、导师、课题的选择权，扩展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坚持以硕博连读为主的连贯培养，实行严格的博士生资格考试。遵循 “ 科研中成长 ” 的研究生培养规律，探索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资源向人才培养聚集的新机制。结合重大科学设施和科研项目培养研究生，特别开设围绕大科学装置设施的专业课程、讲座报告、上机培训。鼓励学生利用先进的研究平台和尖端的技术手段，与导师共同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学校积极拓展与国际名校的研究生国际交流项目，资助研究生国际访学、参加国际会议，不断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学术交流能力。已开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BeSTEC 项目、宾夕法尼亚大学交流项目、牛津大学交流项目、基于导师实质性科研合作的博士生国际交流计划等。,2016 年至今，学校已有 6 届硕士研究生、 4 届博士研究生毕业并授予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 2020 年，首届 83 名硕士研究生、 15 名博士研究生毕业并授予上海科技大学学位。截止 2021 年 9 月，已毕业硕士研究生中，约 84% 到百度、华为、联影、国家电网、和辉光电、 AMD 、强生、 3M 、药明康德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就业，约 14%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康涅狄格大学、马普煤炭研究所、慕尼黑大学、东京大学、香港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已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中，约 34% 到耶鲁大学、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密歇根大学、南加州大学、鲁汶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做博士后， 62% 到华为、百度、华力、药明康德、联影、中国科学院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和科研院所工作。,学校瞄准物质科学与技术、生命科学与技术和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前沿领域，同时开展教授个体科研和围绕重大目标的团队科研，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大学与国家级科研机构融合，构建科技进步驱动产业发展的完整创新价值链，针对国家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探索基于科技创新的解决方案。截至 2021 年 11 月，学校已建立 378 个研究组，科研人员共参与发表科研论文 8580 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论文 4642 篇，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单位在 Nature 、 Science 、 Cell 、 Adv.Materials 、 Cell Stem Cell 、 JACS 、 Angew.Chem.Int.Ed. 、 Nat Comm. 、 TPAMI 、 PRL 等领域代表期刊上发表论文逾 800 篇。 2020 年我校研究团队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 Cell 、 Nature 、 Science 上发表了 23 篇重大科研成果，其中 16 篇是以上科大为第一单位和主要完成单位。学校全力推进科技与教育的融合，参与中科院牵头的国家级科研项目，与中科院相关院所建立联合实验室开展全面科研合作。 2017 年 10 月，超强激光光源联合实验室实现 10 拍瓦（ 1 拍瓦 =1 千万亿瓦）激光脉冲输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21 年 6 月，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暨活细胞成像等线站装置研制成功并取得首批实验数据，当年 12 月生物成像实验站、表面化学实验站和超导转变边 X 射线探测器完成工艺测试，性能指标全面达标，标志我国在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光束线站研制和使用方面步入国际先进行列。学校积极推动科教与产业的融合，与多家国内外高科技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取得一系列进展。,2016 年 4 月 15 日，国务院发布《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方案》，明确指出上科大在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中承担重要任务。目前，学校正与中科院上海分院科研院所等单位合作，负责或参与建设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活细胞结构和功能成像等线站工程、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上海光源二期线站工程（纳米自旋与磁学线站、高性能膜蛋白晶体学线站），牵头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规划和建设，承担 “ 未来医学中心 ” 、 “ 未来科学中心 ” 等科创中心重点建设工作，力争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学校积极投身教育国际合作，与多所国际一流大学在学生培养、合作科研、学术交流、课程共享、教师培训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并积极拓展与国内一流大学的交流合作关系。目前学校已与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等欧美知名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合作院校还在不断增加。

其他信息：

上海大学有3个校区，分别为宝山校区、延长校区和延嘉定校区。宝山校区位于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99号。延长校区位于上海市闸北区延长路149号。延嘉定校区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城中路20号。 上海大学是上海市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是教育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上海市首批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试点，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上海大学学科门类齐全，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现设有30个学院、1个学部（筹）和1个校管系；设有91个本科专业，4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一级学科未覆盖）、22种硕士专业学位类别；24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一级学科未覆盖）、6个交叉学科博士点，19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4个国家重点学科、4个上海市Ⅲ类高峰学科、牵头建设1个上海市Ⅳ类高峰学科、10个上海市Ⅰ类高原学科、6个上海市Ⅱ类高原学科，9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全球前1%。

质量管理发展经历了哪三个主要阶段,各有什么特征?

质量管理发展的三个阶段是： 第一阶段： （二十世纪初~四十年代） 质量检验阶段 1.泰勒主张计划与执行必须分开，执行当中要有检查和监督。工业企业普遍设置的专职了检验机构。 2. 1924年美国贝尔研究所的休哈特（W.A.Shewhart）针对质量检验方法缺乏预防性，运用数理统计原理提出了经济控制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的“6σ”法。 3.1929年道奇(H.F.Dodge)和罗米克(H.G.Romig)发表了《挑选型抽样检查法》论文。 第二阶段： （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统计质量管理阶段 1.资产阶级“行为科学”理论形成 2. 数理统计方法应用于质量管理 第三阶段： （六十年代~至今） 全面质量管理阶

“科创中国”浙江省级试点再扩容，对当地企业发展带来哪些助益？

首先是能够推进试点实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要求进一步加快创新，拓展内涵。在三年创建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的主动性，打通创新链和产业链，聚焦科技创新的三个高地，打造浙江模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术交流、项目引进、成果转化、农技推广、送博士下乡等活动，为我省共同富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其次是更好地创新载体建设稳步推进。全力打造永安西科技带，重点打造经济开发区和医疗器械小镇。目前已形成“一城一镇一园一区”的总体发展格局。通过紧密对接全省创新源杭州西科创走廊，推动实现“异地孵化、仙居落地”。加强校地合作，发展“众创空间”，搭建高水平的产学研合作平台。

再者是可以实现试点全球化，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科技中国”智能制造大会等高端学术活动。聚集人才、以会引才、以才兴业的效应不断显现。在省级层面，培育和支持6个省级创新基地和12个省级试点县开展试点，示范推广地方科技政策。实施“国社祝愿浙江”行动，组织对接“科技创新中国”科技服务团，建设国社学术。

要知道的是面向企业主体，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加快政企合作、政社合作、企社合作联络组和服务站建设，打造高端品牌学术活动，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为企业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动力源泉，为推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科协力量。

国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

2014年1月各地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措施汇总 进入寒冬腊月，全国气温一路走低，但各地中小企业却“沐浴”在政策的春风里。1月，辽宁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开通，今后辽宁省中小企业再遇到融资、培训、管理等问题，只需拨打服务热线或登录网站，便可轻松获得帮助；福建省政府1月出台9条措施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将引导更多的个体工商户转化为企业；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1月表决通过的《北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规定，不得在政府采购中设置不利于中小企业的歧视性条件，并应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中安排一定比例面向中小企业。 江苏省新增7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工信部近日公布了第三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

经济促进文化的发展属于我国的什么？

一、我国文化经济政策的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经济政策在推动由计划配置文化要素资源向市场配置文化要素资源转型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文化经济政策及其主要内容

　　“文化经济政策”一词于1991年首次出现在《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中。作为党和国家在一定时间内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总的经济政策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文化经济政策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政策体系的范畴。具体而言，文化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规律和文化生产规律、运用经济手段配置要素资源，旨在科学引导和调节文化经济活动的相关政策法规。

　　在我国，文化经济政策与财政金融政策、文化管理创新和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密切相关。财政金融政策是文化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政府相关部门借助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对文化产业进行宏观调控，优化文化要素配置。文化管理创新深刻影响着文化经济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主要包括市场准入、特许经营、产权制度以及市场管理等，关系到文化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维护、要素自由流动及要素配置效率的高低。国有文化企业改革是文化经济政策的重要领域，是破除计划经济体制路径依赖的必然选择，也是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二）我国文化经济政策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经济政策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阶段和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

　　1.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文化经济政策的基本特点是行政配置文化要素资源。文化事业是文化生产的基本载体，承担着为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主要职责。与之相适应，这时期文化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支持文化事业发展。

　　这一阶段的文化经济政策，一方面是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为文化事业注入发展资金，主要包括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两种方式。政府补助是通过财政无偿转移支付直接增加文化事业单位的收入。税收优惠则是政府通过税收政策给特定的课税对象的激励手段和照顾措施，比如这时期颁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电影发行单位的发行收入不征收营业税的通知》等；另一方面，通过推进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使其能够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比如，1978年，《人民日报》等8家媒体联合向财政部打报告，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得到财政部的批准，由此拉开了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序幕。1987年2月，为了弥补文化事业建设资金来源不足，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局出台《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承认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合法性，但规定有偿服务所获得的资金仍需用于事业发展。这一做法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缓解了财政压力。上述政策成为改革开放以后文化经济政策的重要起点。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文化经济政策体系变得愈发迫切和重要。199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一次对文化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论述。《若干规定》强调，“在加大各级财政对文化事业投入力度的同时，拓宽文化事业资金投入渠道，逐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筹资机制和多渠道投入体制”。同时，从开征文化事业建设费、鼓励对文化事业的捐赠、继续实行财税优惠政策、建立健全专项资金制度四个方面，明确了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具体路径。《若干规定》的出台标志着以财税支持为重点，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文化经济政策在逐步走向成熟和定型。2000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通过加大财税支持力度，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文件提出国有文化单位要“转换经营机制，健全财务制度，加强资金管理”的思路，政策工具更为全面和灵活。

　　这一阶段，文化经济政策在将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作为资源配置重要手段的同时，也引入了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尤其是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缓解了事业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激发了文化事业单位的活力。

　　这时期，营业性舞会（厅）、台球厅、录像厅、卡拉OK等众多新的文化经济形态不断打破禁区进入文化市场，文化消费需求更为多样化。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需要，国家政策设计中明确提出了“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等概念，这意味着文化产业逐渐成为我国文化经济领域的发展重点。文化经济政策开始调整为重点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2.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

　　世纪之交，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创造了条件，国内文化要素市场初步形成；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文化产业逐步融入国际文化市场，生产要素的国际化配置成为重要趋势。

　　在此背景下，要素市场化配置成为文化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导向。要素市场化配置有助于降低文化生产的要素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文化产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以下简称《振兴规划》）明确提出降低准入门槛、加大政府投入、落实税收政策、加大金融支持、设立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五项政策措施，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为了贯彻落实《振兴规划》，2010年，中宣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从银行信贷、金融服务、直接融资、保险市场等六个方面系统提出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措施，推动资本要素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市场化配置。《指导意见》是我国首次围绕单一文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出台的正式文件，也是文化经济政策的重心从文化事业转向文化产业的标志。2014年，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强调从创新文化金融体制机制、创新符合文化产业发展需求特点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等方面推动文化金融发展。

　　这一阶段文化经济政策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推动特色文化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2014年，文化部、财政部发布《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以财税金融扶持、人才支撑、重点项目支持等为抓手，解决特色文化资源市场化开发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运用市场机制实现特色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和传承。

　　二、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对文化经济政策提出新要求

　　文化生产要素（以下简称“文化要素”）指进行文化生产经营活动时所必需的各类社会资源及环境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知识经济的兴起，除了传统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知识产权、技术、数据和特色文化资源正在成为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约瑟夫·熊彼特把“创新”定义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因此，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是以文化创新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经济政策十分重视要素资源配置问题。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健全文化要素市场”。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全面论述了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思路。谋划“十四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推进文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文化经济政策助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经济总量明显增加，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15年的3.97%提高到2018年的4.3%，预计2020年将达到4.74%。与此同时，技术变革带来的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动漫游戏、网络视听、视频直播等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新兴文化业态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

　　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经验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因此，通过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来推进文化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有利于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从而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时期，作为利用经济杠杆管理文化的手段，政府通过出台文化经济政策不断破除体制机制的藩篱，引导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数量不断增加，政府引导效果显著。2015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提出逐步引入市场化运作模式，通过参股基金等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政府性投资基金的引导下，大量社会资本流入文化产业领域，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数量、规模逐步提升。据统计，2010年-2019年，我国发起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共486支，其中348支总募资规模共计17397.58亿元。从覆盖范围来看，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设立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其中北京市发起设立基金88支，募集资金规模为3989.90亿元，居全国首位。广东省仅次于北京，发起设立60支基金，募资规模为2648.96亿元。从出资层面来看，政府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具有更好的资本撬动作用。2010年-2019年9月，有政府参与的基金共176支，占募集资金总额的40.55%。平均每支基金募集资金62.43亿元，远高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平均募集规模49.99亿元。[1]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为文化产业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市场机制的引入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二是减税降费红利释放，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对文化企业实行税收减免和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了企业的实际收入。2016年-2019年，我国减税降费取得显著成效，共减免企业税收超过7万亿元。（注：数据来源：根据2017-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整理。）据2018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仅2017年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就为企业减税超5000亿元，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除了普惠性的税收政策外，针对文化企业的减税降费措施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比如，从1997年开始，我国针对广告业和娱乐业实行按照销售额的3%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的政策。而2019年7月1号开始，文化事业建设费将由原来的3%减少到1.5%。根据笔者在新浪的调研，这对新浪这家公司来讲每年要节省数千万元的开支。

　　三是投融资政策不断丰富，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为持续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国务院办公厅于2018年发布 《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对通过投融资体系支持国有文化企业发展作了详细的规定。此外，“十三五”期间，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探索金融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鼓励文化企业利用资本市场上市、重组和兼并。比如北京市出台《关于促进首都文化金融发展的意见》，陕西省出台《关于金融支持陕西文化产业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在一系列金融政策的推动下，文化信贷市场有了较为可观的增长。根据2018年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银行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8）》，文化产业贷款余额从2011年的不足千亿元，至2017年末已增长到7260.12亿元。文化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也较为活跃。据统计，2016年-2019年，我国新增文化及相关产业上市公司44家，占全部上市公司数的4.5%。（注：数据来源：依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公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和中国证监会2012年新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并参考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统计月报自行整理。统计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科创板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创业板、中小板的上市公司。）截至2019年，共有200多家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在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主板、创业板上市，在新三板挂牌的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量约占挂牌企业总数量的13%。[2]资本市场已成为市场主体的重要资金来源，有效缓解了文化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四是文化市场开放进一步扩大，要素国际化配置凸显。建立和完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与文化市场的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以北京为例，2017年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暂时调整有关行政审批和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进一步扩大了外资准入范围。文件规定，在文化娱乐业聚集的特定区域，允许外商投资设立娱乐场所和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并取消了投资比例限制。

　　（二）文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十三五”时期，尽管我国文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文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不高、要素配置结构失衡、要素价格扭曲等问题，制约着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水平。

　　1.文化要素配置结构失衡导致资源错配

　　要素资源配置结构失衡问题凸显，引发资源错配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间要素资源配置结构的失衡。目前，文化产业内部的要素资源配置仍存在“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现象，即各类要素更倾向于流向风险较低、投资回报相对稳定的国有文化企业和头部企业，而一些中小文化企业尽管经营状况良好，仍难以获得所需的文化要素。二是区域间要素资源配置结构的失衡。一方面，资本、人才等关键要素越来越多的向东部发达地区集聚，造成区域文化市场竞争力逐步拉大。另一方面，城乡间要素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各类文化要素不断涌入城市，使得部分农村地区文化生态呈恶化趋势。

　　2.要素价格扭曲导致供需不匹配

　　由于行政干预、市场垄断、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等原因，文化要素价格扭曲问题突出。价格扭曲是指价格本身无法真实有效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使用成本，不能体现出要素真正的价值。这就使得文化要素的供给与需求无法有效衔接，从而导致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造成文化要素价格扭曲的主要原因，一是行政干预和政府定价等带来的要素价格扭曲。政府过多地参与要素配置，干扰了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抬高了文化企业的运营成本。二是文化市场存在垄断行为。在市场竞争中，头部文化企业垄断要素资源的现象十分突出，要素资源的定价权掌握在垄断方的手中，损害了要素所有人的权益，增加了中小文化企业的负担。三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目前，知识产权、技术、数据等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尚未建立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基本上是以“协商定价”为主要形式，缺少统一的市场评价标准，无法准确反映要素的实际价值。相关产权制度的不完善也容易造成要素交易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进而导致要素价格的扭曲。

　　3.要素壁垒造成要素流动不畅

　　文化生产要素流动不畅，有需求的企业得不到足够的要素资源，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创新创造活力。一是部分领域存在市场准入壁垒。文化产业领域仍然面临着市场准入限制带来的行政垄断等问题，致使要素配置效率低下，资本、知识产权、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二是政策性依赖造成要素难以自由流动。当前，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各地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出台补贴政策或者建立投资基金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然而，出于对政绩的追求，这些行为往往具有短期化的特征，影响了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使得生产要素流向低效率的文化企业，造成要素资源的浪费。

　　综上所述，“十四五”时期，如何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对各类生产要素进行更有效率的分配，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