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宽松概念提出者维尔纳认为中国央行的「窗口指导」是支持实体经济的最有效货币政策，为何此政策表现突出？

当前货币政策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盲目紧缩金融条件和收缩货币政策，将会导致经济产能利用率的下降和企业盈利能力的弱化，最终可能使企业和家庭杠杆率进一步上升；实施松弛有度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家庭的收入水平，增厚企业资本金，提升家庭还贷能力，才是经济日常“去杠杆”的金石之策。
“货币政策宽松”不等同于“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宽松”
首先需要明确两个基本的货币概念：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
基础货币特指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包括所有现金货币和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两部分。截至2018年6月底，我国基础货币余额为35.54万亿元。其中，现金货币7.57万亿元，占21.3%，主要在实体经济中流通；“央行存款”27.97万亿元，占78.7%，主要在银行间市场流通。由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主要由它们在央行的存款规模和增速决定，因此，央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实际是通过调整“央行存款”这部分基础货币的规模和增速来实现的。
广义货币特指在实体经济中(剔除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流通的货币。它也包括两部分：一是流通中的现金，发行人(债务人)是央行，截至2018年6月底，我国实体经济中流通的现金货币余额约为6.96万亿元，占3.9%；二是商业银行存款，发行人(债务人)是商业银行，如果按我国现有广义货币统计量M2计算，截至2018年6月底，计入M2的存款货币余额约为170万亿元，占M2总量的96.1%。
根据经济学对现代信用货币的定义：信用货币是指由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发行的，被法定为媒介商品和资产交易一般等价物的，高流动性的债权凭证。它实际包含两层意思：现代信用货币是由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发行的一种特殊债权凭证或者说特殊债券；并非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发行的所有债权凭证都是信用货币，高流动性是其核心特征。
对照上述定义，会发现我国对广义货币M2的界定过于宽泛，把大量低流动性的定期存款(约占现有M2统计量的54.8%)纳入其统计范畴，结果导致我国M2统计量过于庞大，实体经济中流通的真实货币信息严重失真。
广义货币首先必须是“货币”，即具备高流动性，或者说，在实体经济中可代表现实购买力(名义需求)。否则，广义货币所对应的货币统计量在宏观分析中将失去其应有的参考价值。对于我国而言，可考虑将“流通中的现金(M0)+企事业单位的活期存款+家庭部门的活期存款”作为广义货币M2的“真实货币”统计量。
明确了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这两个货币概念后，“货币政策宽松”和“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宽松”是否等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货币政策宽松，通常是指银行间市场的基础货币供应量(央行存款)相对宽松，判断指标主要是同业市场基础货币的名义借贷利率(同业利率)；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宽松，通常是指实体经济中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相对宽松，判断指标可以是M2增速、物价水平、失业率或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等。一般是同时参考上述指标综合作出判断。由此可知，“货币政策宽松”和“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宽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宏观判断，二者并不等价。
由于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代表名义总需求，决定经济的实际总产出和物价总水平，因此，它是央行一切货币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央行实施货币政策，其核心目的是为了熨平实体经济中流动性的波动：央行放松货币政策，通常意味着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偏紧，名义总需求不足；反之，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则通常意味着实体经济中的广义货币过于宽松，即在现有价格水平下，它所代表的现实购买力已超出实体经济所能实现的最大产出。由于当前国内实体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流动性不足，名义总需求快速下滑，因此，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应是大尺度地放松，而不是持续收紧。
放松货币政策通常并不等于“大水漫灌”
美国著名货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央行放松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就一定会变得宽松。但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则一定会导致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收紧——正如我们可以通过拉紧绳子来阻止牛喝水，但我们却不可以通过强压牛头来强迫它喝水一样。
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当金融危机爆发或经济步入萧条期，即便货币当局把“货币闸门”开得很大，实体经济也未必会有充裕的“水”进来(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美国、日本和欧洲)，更毋宁说“大水漫灌”了。因为在这些时期，实体经济通常会遭遇“银行部门惜贷，实体部门惜借”的流动性陷阱问题。“大水漫灌”是存在银行借贷“软预算约束”机制的经济体实施货币扩张政策时特有的经济现象，而非市场经济货币扩张的常态。西方发达经济体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实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指其银行间市场的基础货币供应超宽松，而非实体经济“大水漫灌”。
对于我国而言，自从中央收紧了地方融资平台的财政担保融资体制之后，银行借贷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实体经济因货币扩张而被“大水漫灌”的可能性大幅降低。2009年，我国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暴增9.59万亿元，但如果扣除当年放开的具有“软预算约束”特征的地方融资平台的5万亿元银行贷款，我国在2009年的信贷增长则是相对平稳的。
正确理解“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央行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其理论基础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于1977年创立的最优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理论：经济政策应该坚持规则，而不应相机抉择。随后，巴罗、泰勒和麦卡拉姆等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到货币政策领域，创立了目前为西方主要经济体所普遍依循的“泰勒规则”(或麦卡拉姆规则)。
根据“泰勒规则”，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的确切含义是：央行通过调整基础货币的供应来影响实体经济中广义货币的供应，以保证实体经济中的币值和物价始终处于“稳健中性”状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并不是指货币政策本身(即基础货币供应)要保持“稳健中性”，而是指实体经济中的广义货币供应量须保持“稳健中性”。为达此目的，货币政策本身应当是相对自由的——正如为了保证汽车的正常行驶，方向盘应当是相对自由的一样。
“大水漫灌”固不可取，但因担心“大水漫灌”而在货币政策操作上僵化教条、谨小慎微，最终导致实体经济“干旱缺水”则更不可为。截至2018年8月末，我国实体经济中的“真货币”(现金+活期存款)增速已从2016年6月的前期高点22.1%降至4.6%的极低水平，而且还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这意味着当前国内名义总需求增速不仅明显低于10.0%的名义GDP增速，而且明显低于6.8%的实际GDP增速——我国实体经济实际已陷入非常严重的“干旱缺水”的通货紧缩状态：即总需求严重不足，总供给相对过剩。其主要危害是：经济的产出潜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产能全面过剩，经济资源被无谓浪费；实际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最终可能大幅低于经济的最大潜在增速；产能利用率的下降导致实际总产出的下降，在消费存在刚性的情况下，这最终会导致储蓄率的持续下降，进而导致最大潜在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形成恶性循环；企业部门出现大面积亏损，进而侵蚀资本金，导致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失业率上升，家庭部门收入下降，杠杆率上升。
纵观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实践史：美联储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政策失误，在1987年“黑色星期一”、2007年“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全面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卓越表现；欧洲央行在2010年欧债危机早期的政策失当以及其后(德拉吉任行长)的卓越表现；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央行因实施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经济泡沫破裂，经济泡沫破裂后，由于宽松政策定力不够，致使日本经济陷入长达20年的通货紧缩状态(失去的20年)，以及2013年之后日本央行(黑田东彦任行长)对其货币政策的大力度纠偏。大量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告诉我们，当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严重偏离“稳健中性”的正常轨道时，货币当局应当机立断，且大多数情况下是大尺度地对其作出反应。在当前情况下，如果中国人民银行仍固守货币政策本身稳健中性的操作思路，中国经济很可能重蹈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的覆辙。
货币政策要充分考虑资产市场的分流作用和滞后效应
虽然通常认为广义货币在宏观经济中代表现实购买力，或者说代表名义总需求，对应于商品市场。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人们不仅有消费行为，而且有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经济中不仅包含商品市场，而且包含资产市场；资产市场不仅是作为流量的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场所，而且是作为存量的物质财富簿记的场所和优化配置的场所。因此，凯恩斯将经济主体对货币的需求区分为交易性需求(对应于商品和服务市场)和投机性需求(对应于资产市场)两种。且二者都和名义利率负相关。所不同的是，交易性需求和总产出(GDP)正相关；投机性需求和资产市场规模正相关。从存量看，现实世界流通的广义货币是交易性货币和套利性货币的加总，且二者随时相互转化；从增量看，资产市场对广义货币有明显的分流作用，增量货币不仅进入商品市场，也会进入资产市场。
央行实施货币扩张政策，经济中首先变动的是利率。货币政策宽松，利率下降，市场对投机性货币的需求即刻上升；其次，利率下降，融资成本下降，经济主体的投资意愿和消费意愿上升，即市场对交易性货币的需求上升。但是，考虑到消费决策和投资决策需要时间，产能利用率提升也需要时间，实施具体的投资项目更需要时间，因此，当央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量货币首先进入的是资产市场，然后才是商品市场。反之，央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货币首先从资产市场撤出，然后才从商品市场撤出。由于只有对应于商品(服务)市场的货币发生改变，才会对物价、总产出和就业等宏观调控终极目标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增量货币进出商品市场的时间滞后于资产市场，导致货币政策先天具有滞后性。
因此，在讨论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时，既要考虑资产市场对广义货币的分流作用，又要考虑资产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具体而言，考虑到我国资产市场规模正在加速壮大：股票市场总市值由2000年的不足5万亿元上升至目前的50多万亿元，债券市场总市值由2000年的不足3万亿元上升至目前的80多万亿元，房地产的年销售额由2000年的不足5000亿元上升至2017年的20多万亿元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仅要将资产市场对增量货币的巨大分流作用纳入对货币政策力度设定的考量，而且要将资产市场的滞后效应纳入对货币政策时效性的考量。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还是货币政策力度不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实质是：通过调控银行间市场基础货币的供给，来间接影响实体经济中广义货币的供给(名义总需求的变化)，进而实现对物价总水平和实际总产出(内含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调控。
货币政策从政策实施到物价总水平和实际总产出等终极调控目标的实现，中间会经历一个相对复杂的传导过程。依据货币政策的定义，可将这个传导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央行从实施对银行间市场基础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到实体经济中广义货币供应量发生相应改变，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第一阶段。实体经济中广义货币供应量发生改变，到物价总水平和实际总产出发生改变，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第二阶段。
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传导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第一阶段。在经济萧条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很容易遭遇所谓“流动性陷阱”的阻碍：银行惜贷，企业惜借。解决办法有两个：一是将扩张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相配合，以此来化解“银行惜贷，企业惜借”的矛盾；二是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通过购买实体经济发行或持有的金融资产，绕开商业银行，直接向实体经济投放货币。当然，除了“流动性陷阱”之外，政府部门对银行信贷的行政性干预和“窗口指导”，也会导致货币政策在第一阶段传导不畅。
在货币政策传导的第二阶段，最有可能出现的传导问题有两个：一是货币政策效果出现衰减；二是货币政策效果产生时滞。前者是指，随着资产市场规模的加速扩张，资产市场对广义货币的分流作用会日益增强，其结果必然导致货币政策效果出现衰减；后者是指，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利率信号传导不畅(例如，由于债券市场期限结构不合理，短端利率信号不能快速向长端传导)，使得消费者、投资者和生产者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最优的消费、投资和生产决策，增量货币被长时间滞留在资产市场，导致货币政策比预期更晚生效。
笔者想特别指出的是，在讨论国内货币政策的传导问题时，还需考虑货币政策本身的力度问题。首先来看我国储备货币的增长情况：2000年底为3.65万亿元，至2017年底增加至32.19万亿元，18年间增长了7.8倍。其次看我国名义GDP的增长情况：2000年为10.03万亿元，2017年增加至82.71万亿元，18年间增长了7.2倍。由此可见，我国可用于信贷扩张的基础货币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大致相当。第三，2000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普遍为6%，但目前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最低为13.5%，最高为15.5%，即使取最小值，目前银行系统的理论货币乘数也仅为2000年的一半。第四，如上文所述，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我国资产市场规模正在加速扩张(与2000年相比，股票市场规模扩大了10倍，债券市场规模扩大了近30倍，房地产市场规模扩大了近40倍)，因此，资产市场对广义货币的分流作用越来越明显。
综上，如果央行当前采用和2000年同样的货币政策扩张力度(比如都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低0.5个百分点)，所获得的政策效果将会明显不同：2000年的政策效果一定显著强于当前的政策效果。因此，在探讨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问题时，还须考虑货币政策本身的力度是否过小的问题。
关于“去杠杆”及其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首先，全社会债务存量与名义GDP的比值，主要反映的是以债权形式存在的全社会金融财富与名义GDP的比值关系，其本身并不是一个杠杆率的概念。它上升或是下降，并不代表宏观杠杆率在上升或下降。无论是宏观杠杆率还是微观杠杆率，都应以资产负债率作为基本衡量指标。
其次，“全社会债务存量/名义GDP”这个所谓的“宏观杠杆率”不能主动“去”。理由如下：全社会债务存量是每年的储蓄(流量)以借贷的方式向投资转化后累积的结果，压缩全社会债务存量等价于压缩社会总储蓄，甚至等价于销毁存量物质财富，这显然有悖经济学常识。2017年，我国国内总储蓄为37.7万亿元，其中，超过68%的储蓄是通过借贷的方式向投资转化的，这意味着，扣除存量资本折旧、新增股权投资、新增不动产投资等储蓄转化形式，当年金融市场因储蓄向投资转化，新增了2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全社会的债务存量至少增加20万亿元。如果将这20万亿元债务人为去除，则意味着当年至少要压缩20万亿元的储蓄。实际上，根据笔者测算，只要2016年全社会的债务存量超过180万亿元(实际可能接近250万亿元)，即使不人为压缩全社会债务存量，2017年全社会债务存量与名义GDP的比值较2016年也是下降的。
第三，由于我国储蓄向投资转化或者说物质财富积累主要是以借贷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全社会债务存量与名义GDP的比值可大致反映我国物质财富名义存量(等价于金融财富存量)相对于名义GDP的规模。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比值越大，说明我国物质财富存量越大；当然，即使该比值在一定时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也不表示我国物质财富存量的绝对额在减少。
第四，由政府主导的“去杠杆”，应当“去”那些可能引发大规模金融风险溢出的行业或部门的杠杆，而不是什么杠杆都由政府来“去”。因为这样做，既无必要，也无可能。银行部门的杠杆率应由金融监管部门亲自“去”，即根据巴塞尔资本监管协议的要求，对银行企业进行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一些和商业银行有密切关系的高杠杆行业，如证券、保险和房地产，需要相关监管部门对其资产状况，特别是对其现金流状况进行跟踪监测。对于一般企业的杠杆率，应交由主办贷款的商业银行“代为管理”。一方面，商业银行有约束其贷款客户杠杆率的积极性和手段，另一方面，它们也有监管其贷款客户杠杆率的信息优势。对于一些较大规模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其现金流和背后信贷客户杠杆率的监管。这一方面是因为商业银行将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后，它们对其风险管理的积极性会下降；与此同时，当信贷资产被证券化以后，投资者对所投证券的风险识别能力也会下降。银行表外融资属直接融资，发展表外理财产品融资市场是优化金融风险配置，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手段，因此，应在完善相关监管制度的前提下，大力鼓励而不是抑制其发展。
第五，紧缩金融条件和收紧货币政策并不是“去杠杆”的有效手段。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美国实行了10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但目前美国的杠杆率显然是较10年前降低了，而不是升高了。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盲目紧缩金融条件和收缩货币政策，将会导致经济产能利用率的下降和企业盈利能力的弱化，最终可能使企业和家庭杠杆率进一步上升。完善监管制度，实施松弛有度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家庭的收入水平(即稳定经济增长)，增厚企业资本金，提升家庭还贷能力，才是经济日常“去杠杆”的金石之策。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货币政策的论文

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效应是指,在经济过热时,通过货币政策紧缩或抑制经济运行,效果较为明显;而在经济萧条时,通过货币政策扩张或刺激经济运行,效果则不明显。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货币政策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货币政策的论文 范文 一：我国货币政策现状分析
摘要：
近几年我国都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看出其实施应该是有效的，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是在不断提高的。但是，在货币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认真分析这些问题并解决，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关键词: 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金融改革
正文：
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央银行对形势的关注，更加依赖于基层的调查和监测分析工作。而我国货币形势与国际货币形势存在着很大的联系。
一 总体：我国货币政策现状
2011 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运行总体态势良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消费需求保持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对外贸易更趋平衡，内需作为经济增长动力更强，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工业生产增长平稳，居民收入继续增加，物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前三个季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32.1 万亿元，同比增长9.4%，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7%。
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综合交替使用数量和价格型工具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和调整信贷结构。同时，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在各项 措施 综合作用下，货币信贷增长从2009年的高位逐步向常态回归，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金融运行平稳。
当前经济增长趋稳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一段时期内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新情况、新变化、新挑战，但中国经济本身平稳增长的内在动力较强，宏观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二 背景：目前我国金融运行存在的问题
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 报告 》中指出：当前我国金融总体稳定，但仍需要关注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报告》称，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行业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易导致部分行业过热和经济周期波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易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影响，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的大起大落可能导致企业经营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如果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可能会影响实体经济的盈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会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上升，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 目前，中国直接融资发展较慢，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调，债券市场和
股票市场的发展总体滞后，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于银行体系，银行承担了一些本应由金融市场承担的风险，金融风险向银行业集中。相应的，社会保障资金不足、地方政府债务等形成的隐性财政赤字可能向金融体系转移，影响金融稳定。所以，金融系统受外部干预现象仍然存在。长期以来，金融系统大量地承担了企业改制的成本，在企业重组、破产的处置过程中，如果银行债权不能得到保障，就难以避免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另外，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信用约束机制不强，不讲信用及逃废、悬空银行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着金融稳定，甚至波及社会稳定。
三 最终目标：当前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2011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总量、节奏和结构，继续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改进外汇管理，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下一阶段，国民经济在快速回升的基础上有望逐步趋向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举措，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形成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但当前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济运行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局面。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比较脆弱，国际金融环境仍不稳定。国内民间投资和内生增长动力还要强化，持续扩大居民消费、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任务艰巨，节能减排形势严峻，财政金融领域风险不容忽视，价格形势比较复杂，通胀预期管理仍需加强。
四 人民银行的工具：当前人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
2011 年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和调整信贷结构，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促进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
一、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1.适时适度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强对影响流动性供求各个因素的分析监测，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相配合，合理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水平。
2.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组合。
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应对季节性因素及市场环境变化引起的短期流动性波动，视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变化灵活搭配央行票据和短期正回购开展对冲操作，并适时增加7 天期短期正回购操作品种，不断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组合，进一步提高对冲操作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3.合理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弹性。
与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和流动性管理要求相配合，中国人民银行视市场利率走势变化合理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弹性，有效引导市场预期、改进流动性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4.适时开展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
二、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交存制度
从2011 年9 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交存范围，并根据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在3-6 个月内逐步实施到位。这是对存款准备金交存基数的常规性调整和制度完善。继续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根据形势变化对有关参数作了适当调整，通过把信贷增长与逆周期资本要求联系起来，有效引导金融机构保持信贷平稳增长、优化信贷结构。
三、适时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于7 月7 日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适时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对于稳定通胀预期、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巩固房地产调控效果、优化资金配置、居民财富保值等也具有积极意义。
四、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
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加强和改善窗口指导，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防范信贷风险。
五、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
2011 年8 月22 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五部委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10 月13 日，商务部发布《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允许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来华投资。
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继续按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七、继续推进金融机构改革
要求中国农业银行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加大服务“三农”的投入力度，不断提升“三农”和县域的金融服务水平。继续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
八、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继续加大对“热钱”流入检查和打击力度。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推进货物贸易等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
五 传导作用：当前货币政策实施后的影响
一、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高位略有回落
银行间回购、拆借市场交易活跃，成交量总体增加。从期限结构看，市场交易仍主要集中于隔夜品种，回购和拆借隔夜品种的成交分别占各自总量的75.5%和84.2%，占比同比分别下降4.5 个和3.5 个百分点。交易所市场政府债券回购累计成交13.6 万亿元，同比增长202.2%。
二、国债收益率曲线总体有所上移，债券发行规模明显增加
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平稳增长。从交易主体看，国有商业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是银行间现券市场上的净买入方，分别净买入现券4721 亿元和1641 亿元;其他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主要的净卖出方，分别净卖出现券4940 亿元和1422 亿元。交易所国债现券成交988 亿元，同比少成交332 亿元。
三、票据融资小幅增长，票据市场利率震荡上行
票据融资余额小幅增长，票据市场交易活跃。前三个季度，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
票11.2 万亿元，同比增长26.3%;累计贴现18.2 万亿元，同比下降5.2%。期末商业汇票未到期金额为6.5 万亿元，同比增长23.9%;贴现余额为1.5 万亿元，同比下降5.3%。第三季度，金融机构继续加强对信贷总量和结构的调整，合理控制票据融资增长。票据融资期末余额比上个季度末增加1363 亿元，比第二季度多增162 亿元。票据融资余额在各项贷款中占比为2.8%，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受货币市场利率和票据市场供求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第三季度票据市场利率继续震荡上行，总体处于历史高位。
四、股票市场指数整体下行，股票融资有所减少
股票市场指数整体下行。9 月末，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份指数分别收于2359 点和10292 点，比6 月末分别回落14.6%和15.0%。沪市A 股平均市盈率从6 月末的16.5 倍下降到9 月末的14.2 倍;深市从30.7 倍回落到27.0 倍。创业板指数有所下行。9 月末，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指数收于791 点，比6 月末回落6.5%。
五、 保险 总资产继续较快增长
前三个季度，保险业累计实现保费收入1.13 万亿元;累计赔款、给付2873 亿元，同比增长27.0%。其中，财产险赔付同比增长24.1%，人身险赔付同比增长30.3%。
六、外汇市场交易活跃
人民币外汇远期和“外币对”交易规模继续快速扩张。前三个季度，人民币外汇即期成交27667 亿美元，同比增长20.5%;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累计成交金额折合13165 亿美元，同比增长38.5%;人民币外汇远期市场累计成交1767 亿美元，同比增长2343.0%。前三个季度“外币对”累计成交金额折合734 亿美元，同比增长63.7%。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进一步增加。
七、黄金市场运行平稳
国内黄金价格走势与国际黄金市场保持一致，整体呈震荡上升趋势。第三季度，伦敦下午定盘价最高达1895 美元每盎司，最低为1598美元每盎司，国内黄金(AU9995)最高价为每克395 元，最低价为每克322 元。9 月末，国内黄金收盘价为每克337.77 元，比6 月末上涨了7.9%。
六 不足之处：当前货币政策存在的局限性
1、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总量的目标的选择越来越困难，或者选择空间越来越少。整个十五计划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变。在现在宏观经济复杂情况下，跟过去是不一样了。现在是紧缩紧不得，扩张扩不得。我们总量目标是很难选择的。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向同方向性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稳健的财政政策还是在扩张，国债没有任何的减少，比前几年是成倍的扩张。我们财政支出政策不惜扩大赤字，是扩张需求，是属于扩张性的财政收入。货币当局的政策和财政政策方向上产生了差别，一个在扩张，一个在紧缩，但这一种松紧搭配是是被动和无奈的需要调整。
3、从政策实施行为主体政府的行为来说产生了周期性差别。我们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公司，公司是盈利最大化，我们地方政府越来越是财政收入越大化。这就会形成一个关系，支持它发展的经济动力，第一不是财政，第二不是银行，各个地方发展速度和储蓄水平等等高度不相关。一个地方经济增长快慢取决于投资的快慢，投资的快慢取决储蓄的多少储蓄的投资取决于投资的快慢。所以，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周期和反周期的博弈。
4、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在递减。递减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货币流动性陷阱，我们连续降息，我们的储蓄在提高。在流动性陷阱出现或者是显现之后，尤其对是中国老百姓其他的投资 渠道 不畅通的情况下影响并不大。所以形成了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存贷差的压力非常大。如果货币政策采取提高利率的政策，在需求方面使通货膨胀的预期下来也不错，但是人民对通货膨胀预期并没有降低。中国货币政策需求的效应是有了新的限制。
七 总结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稳定，并且呈增长模式。而我国的货币形势也较为稳定，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也暴露出了许多弊端，特别是人民比在近两年不断地升值，这对经济的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所以，货币政策虽然能够调节经济发展说存在的问题，但是它本身是无法几头兼顾的，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光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政府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和调整自身的行为也必不可少。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N].中国信息报，2011(11).
[2] 丛明：正确认识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J].思想理论 教育 导刊，2010(4).
[3] 闫庆悦：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J].济南金融，2008(3).
[4]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课题组：如何把握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N].中国信息报，2010-12-8.
货币政策的论文范文二：货币政策论文
摘要：
本文通过对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进行
分析，细致分析了该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时怎对这些影响，结合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明确指出了我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总之，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趋于稳定，应进行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整，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审慎的政策，通过加息等一系列的手段来减少货币的流动性，有效控制国内通胀，以有效化解美国该项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风险。
关键词：
量化宽松、抑制通胀、资金、金融风险、汇率
1、 引言
2009年3月美国推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分批购买了1.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相关债券，为挽救美国金融体系免于崩溃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11月3日，美国又推出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决定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在美国实际利率接近为零的情况下，美联储的决定无异于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现金。该项政策将对中国带来较大影响，我们应谨慎应对。
2、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出台的背
景及作用
2.1政策出台背景
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企业缺乏信心，无较大投资意愿，而且美国的银行业由于背上了沉重的呆帐、烂帐包袱，不敢投资，不敢贷款，导致其失业率攀升。如果美国国内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有可能步入一个比较长期的低速增长，甚至于负增长的阶段，出于美国的战略考虑，美国政府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2.2政策目的
美国这次推行的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意图是通过扩大投资与生产，预防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复苏。
2.3政策作用
该政策释放的资金虽然可以使短期内美国的资产价格上升，具体表现在股价上升，但由于美国金融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这项政策最终发挥的作用可能相对有限。目前美国金融机构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或是有毒资产，其行为高度谨慎。尽管目前货币条件很宽松，大量资金在境内存在，但其仍认为贷款风险过高而无贷款意愿。于是发行的货币被各类基金以各种形式投资到外国。因此这笔资金在美国国内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3、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3.1导致外汇储备贬值
中国拥有2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美国向市场注入6000亿美元后，客观上导致美元的贬值，稀释了我国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资产。对于拥有2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将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该项政策极有可能会带来美国国内物价上涨，导致我国大量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缩水，从而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
3.2导致热钱涌入
由于资金过剩，美国以对冲基金为主的各类游资会携大量热钱涌入，引发各类经济问题：一是冲击产品市场，带来物价上涨，引起国内的通货膨胀。二是热钱可能进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会带来短期内资产价格的迅速上升，如不能被资产的回报或潜在回报所支撑，则一定会带来价格的迅速下降，导致资产泡沫的破裂。三是如果管理不善，热钱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出镜，对我国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冲击。
3.3引发原材料价格上涨
如果美国的金融改革受制于政治因素裹足不前，仅靠发行货币解决经济问题，由此带来的货币过剩将会引起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将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形成重大打击，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及城市化，对原材料的需求比新兴国家小，而新兴国家更加依赖原材料，因此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冲击。
3.4衍生问题
如该项政策未达到理想效果，美国政府将就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如处理不当，会对两国经济产生双重冲击。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规模升值，将导致我国部分出口企业出现亏损。但短期内设备、人力等生产要素已经投资，无法撤回，必须坚持生产。而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进口国则在短期内无法找出替代中国供应商的生产商或无法形成生产力，所以短期内的巨幅升值只能通过出口商把出口商品价格抬高，将升值的压力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反而导致美国通胀上升，失业率攀高，消费中国中低端产品的普通美国家庭生活更加困难，对中美两国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4、 我国的应对措施
4.1适当出售美国国债
我国所储备的美国国债券大部分与通胀不挂钩，利息率为固定值，如美国通胀达到4%以上，将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产生负回报。因此我国应在美国国债价格短期内上升的时间点适当售出部分美元储备资产，避免过多损失。
4.2息以应对通胀预期
从2010年三季度的数据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已企稳上升，因此在保增长和控制通胀预期的两难选择里，控制通胀预期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经济现在急需解决的任务，是适当提高存款利率，使其能够高过所公布的通胀数字，以改变消费者对通胀的预期，稳定物价预期，使经济避免过高通胀。2010年1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自2007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上调金融机构0.25个百分点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央行一系列动作的连续出台已经在传递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可以稳定资金，抑制通胀。
4.3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4.3.1做好金融监管工作
从调整我国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着手，减缓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同时做好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降低资金进出的波动幅度，尤其防范资金的大规模流出。通过发展资本市场，通过扩大股市的方式，有序的将银行存款等资金逐步向外引导。
4.3.2引导资金 出国 投资
应有序、逐步的引导资金出国投资，以有效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还可通过对矿山等资源型的投资减缓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4.3.3确保房地产市场稳定
还应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通过全面、彻底、系统的 财税 改革使得房地产市场实现真正的市场化，确保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4.4妥善处理汇率争端问题
通过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大大降低，因此在汇率问题上应坚持原则，坚决不允许人民币过快地升值。而应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情况，以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为目标进行渐进式的、可控的调整、升值。
5、 总结
总之，我国应重视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加强研究，谨慎应对，有效化解由此带来的各方面冲击，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健康、较快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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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子货币政策功能及政策目标的争论
由于货币政策所能实现的最终目标取决于人们对货币政策功能的认识，所以学者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定位首先是以对货币及货币政策功能的分析为基础的。
(一)马克思对货币作用的分析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货币在商品经济总体运行中的作用，认为货币不可以实现一切商品的“惊险跳跃”，并且是“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动力”；在货币脱离了黄金而形成了人们可以调控其数量的纯粹信用货币制度以后，货币又可以充作人们自觉变更某些宏观经济变量(产值、物价、利率、实际工资、就业量等)的工具。这其实隐含了货币政策对多种经济变量具有调控功能的观点。
(二)西方学派对货币政策功能与目标问题的分歧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并不影响就业、产出等实际变量，因而货币具有中性特质，它对宏观经济运行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只是罩在实体经济上的一层面纱。由于“货币中性论”完全否定了货币与货币政策对实质经济的重要作用，因此货币政策的功能与目标问题并未被纳入理论研究的视野。
大危机时期，凯恩斯否定了这种“面纱论”，并在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的“货币非中性论”的基础上，强调货币及货币政策对推动经济增长及增加就业的重要性。他认为，非充分就业均衡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而失业是社会一大祸害，所以，增加就业应该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由于“真正的通货膨胀”只有在达到充分就业时才会出现，因此物价的稳定不应是货币当局最关注的目标。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其权衡性货币政策(discretion monetary policy)基础上的，即货币当局应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逆经济风向”进行动态性决策，以促进宏观经济达到长期均衡状态。但凯恩斯也指出，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货币政策对刺激有效需求的功能是有限的。
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陷入了“滞胀”困境，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对凯恩斯学派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对产量和就业产生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它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是不显著的。这是因为，在失业状态中，有一种是由资源、技术、生产率等条件所决定，非宏观经济政策所能恒久消除的，称为“自然失业率”，如果试图用货币政策来降低这一失业率市场调节机制和公众的心理预期与调整行动会自动抵消货币政策的效果，使“自然失业率”回归的同时物价上涨因此，货币当局应实施规则性货币政策(roles monetary policy)，并以稳定币值作为单一目标。
除此之外，西方学术界还有人提出其他的货币政策目标，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保持金融稳定等。
(三)我国关于货币政策目标选择的观点
1．单一目标论。又可以分为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与以促进经济增K为首要目标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前者认为物价稳定是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货币政策应在稳定中求发展，应该把稳定物价作为惟一目标；后者主张把保障经济起飞、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定物价，即在发展中求稳定。
2．双重目标论。认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也能够同时兼顾经济适度增长与物价相对稳定。经济增长是物价稳定的物质基础，而币值稳定又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多重目标论。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外开放的加快，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不仅应该包括稳定物价、经济增长，还应包括充分就业、经济结构调整、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国际收支平衡、稳定汇率等。虽然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争论一直没有结束，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的主流观点都是强调稳定币值，并且很多国家的法律条文中把币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单一目标，至少是首要目标。我国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曾把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列为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但在199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正式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对此，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以稳定币值为单一目标，经济增长只是其后的一个摆设；也有的学者认为这还是双重目标。我们认为，这种写法即使算作双重目标也是有倒退迹象的，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不应是惟一的而应是多重的，政策目标的顺序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而应是相机抉择的。
二、从联系的观点看，货币政策目标不应是惟一的
(一)对币值稳定内涵的界定
1．币值稳定是指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还是既包括稳定对内的币值——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又包括稳定对外的币值——保持本币汇率稳定?如果是前者，可称为单一目标；如果是后者，则并非单一目标，因为物价稳定与汇率稳定并不是总能兼顾的，当汇率发生较大波动时，央行为稳定汇率需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外汇，从而导致本币供给被动扩张或收缩，进而可能对物价稳定形成冲击。
2．币值稳定应理解为仅有上限的半封闭区间，还是既有上限又有下限的一个全封闭的目标区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通货膨胀曾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理论界和决策层对通胀有着较高的敏感和警惕，容易把币值稳定片面地理解为一个仅有上限的半封闭区间。事实上，如果保持币值稳定仅指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那么它不仅包括控制通货膨胀，也包括预防通货紧缩，正如汇率波动超过了目标区间就被视为汇率不稳定一样，物价总水平高于一定的上限或低于下限都是币值不稳的表现。至于这个合理的目标区间如何定位，则应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考虑。一般而言，区间的下限应大于零，并且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区间应高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二)片面追求单一目标无法实现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最大化
货币政策各目标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并不是排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币值稳定与有些目标之间也存在一致性和互动性，因而实现其他目标未必要以牺牲币值稳定为代价，双重或多重目标有可能同时实现，形成货币政策各目标之间的最佳组合。比如，几个并存的政策目标或其中之一不是以单值而是以域值表示，则在一个较广的区域内都可算达标。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而言，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也许比市场发达国家更为复杂，主要矛盾往往不止一个。如果只片面追求一个目标，不仅会激化各目标之间的矛盾，而且不可能在长期中实现该目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无法达到最大化。因此，须有多个目标起相互制衡的作用。虽然央行寻找到若干目标的平衡点存在较大的困难，但不能否定平衡点的存在，更不能因此而放弃寻找和权衡的努力。
三、从发展的观点看，货币政策的目标或重点目标不应是一成不变的
不同国家、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目标是在发展变化的。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欧洲国家物价大动荡，英、法是通货紧缩，而德、奥、匈、波等则是恶性通货膨胀，从而各国货币当局把币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及凯恩斯学说的兴起，孕育了美国1946年的“就业法”，其他国家相继仿效，把增加就业视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到了5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中经济增长理论广泛流行，许多国家为了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从6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维持固定汇率发生困难，伴随着两次美元危机的爆发，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及汇率稳定被人们所关注；及至70年代中期，各国通货膨胀严重，货币主义主张的“单一规则”和“物价稳定第一”被很多国家的货币当局所采纳。
从上述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操作实践来看，基本上是沿着单一目标→多重目标→单一目标的轨迹运作，几乎没有一个国家长期地、一贯地追求单一目标或不变的重点目标，而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在区分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经济金融环境适时调整和转换政策目标或目标顺序。在经济高涨时期，保持物价和币值稳定被列为货币政策的单一或首要目标，在经济紧缩时期，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应是相对重点，而在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汇率急剧波动时期，货币政策则应侧重于平衡国际收支。因此，货币政策目标及其重点是可变的，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将政策目标或其顺序固定化、机械化，否则，要么中央银行不顾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被动地固守法定目标，从而陷入刻舟求剑的困境；要么中央银行在现实操作中背离法律的规定，从而置法律于不严肃的地位。
四、我国货币政策应实行多重目标
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是在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下确定的一个目标集，它包含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这五重目标。实行五重目标的原因在于：
(一)转轨经济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货币政策宜选择多重目标。首先，在转轨时期我国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经济运行中的可变因素和矛盾呈多元化，经济主体行为不规范，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功能尚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不具备弗里德曼提出的“单一规则”式货币政策的前提，因而选取多重目标并采取权衡式货币政策更适合我国的国情。其次，转轨经济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政府的多重目标不是由一个宏观部门或一种政策单独追求所能实现的。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只盯住币值稳定而对其余的目标袖手旁观，那么即使其他部门和政策合力追逐，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无论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还是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都要依赖于货币资金的注入。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没有美联储那么强大的实力，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让它追求多重目标只会使稳定货币的目标受到冲击。的确，我国的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与权威性，但目前哪一个宏观管理部门有其应有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如果都没有，谁能独立追求这些目标?如果都不能、都不去追求，政府的多重目标何以实现y事实上，正因为所有的部门都缺乏独立性与权威性，所以必须由多个部门协调配合共同追求多重目标。渐进式的改革决定了在很长的时期内，各部门职能的越位与缺位、交叉与扭曲的状况难以避免，令其一步归位、各司其职是不现实的。
(二)我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因而经济增长始终应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改革的推进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的化解，都需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来支持，货币政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应该支持并服务于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我们不能因为货币政策曾经在追求经济增长目标中助长了通货膨胀就因噎废食，把这一目标放在次要的位置。倘若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把物价稳定作为单一目标，一是未必就能避免通货膨胀，因为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复杂；二是很可能会使改革无法推进而带来比通货膨胀更恶劣的后果。当然，今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绝不能像以往一样片面追求速度而不顾效率，要把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既要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又要提高贷款质量，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防止经济超高速增长，否则就会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充分就业均不能脱离货币政策的支持。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窗口指导、调整信贷结构，调节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等手段来改变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进而引导实物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与合理配置，实现经济结构的存量与增量调整，在实现有效率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就业的增加。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实现区域结构均衡化；扶持高科技产业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国有企业兼并与重组，提高微观经济的运行效率；引导银行信贷资金适度向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和服务业分流，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降低失业率统一起来。
(四)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方面有自身的优势和责任。1985年理论界在“三平”的基础上引入了国际收支平衡，使综合平衡扩展为“四平理论”。当时明确提出“四平”中有两个都是中央银行的职责，一个是信贷平衡，一个是国际收支平衡。由于货币政策在追求双重目标的过程中遇到了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双重目标受到怀疑的时候自然更不会提起国际收支平衡了。但不能否认，中央银行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这一目标时始终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和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一，国际收支总差额与一国国际储备的增减相对应，而国际储备又是由中央银行管理的，因而中央银行能随时观测、考察国际收支的来龙去脉；第二，国际收支状况与一国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总量密切相关，从而会影响到国内物价的稳定，因此货币政策应该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纳入其目标集合。中央银行既可以通过汇率、利率等工具实现对国际收支的间接调节，又可以通过对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实现直接调节。事实上，多年来中央银行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出了很大努力，而当国际收支出现严重失衡时，中央银行难辞其咎。
(五)多重货币政策目标的确定有利于引导与改善公众预期。公众的预期行为、预期效应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具有抵消或强化作用。1997年以来通货紧缩的出现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降低了企业和居民对未来的信心指数。一方面，居民的收入预期下降而支出预期上升，强化了边际储蓄倾向，消费需求不振；另一方面，在经济处于低位徘徊的情况下，企业对投资收益率的预期不乐观，而风险预期增大，投资需求萎缩。公众的紧缩性预期使“逆风向行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加大。
此时，如果中央银行确立多重货币政策目标将有利于引导和改善公众预期。从实际情况看，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同程度地追求着多重目标，并对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经济结构调整作出了巨大贡献。那么，与其以单一目标之名行多重目标之实，不如公开明确多重目标，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让公众了解中央银行的真实政策意图，增强公众对经济景气的信心，弱化通货紧缩预期，使公众预期行为符合政策的方向，以增强各项宏观政策的有效性。
(六)我国的货币政策基本等价于金融政策，它不是“绳子”。传统的西方金融理论将金融政策看作货币政策的同意语，并未对二者进行区分。20世纪60年代以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金融创新浪潮兴起，货币主义也因此而逐渐盛行起来。至80年代，西方理论界逐步将货币政策与金融政策区分开。他们认为，金融政策涵盖的内容、调节经济的范围和手段远比货币政策宽泛，因而金融政策可以追求包括物价稳定在内的多元目标，货币政策则应主要追求物价稳定。此外，西方还有人提出货币政策是一根“绳子”——只能拉，不能推。1998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实施了降息、扩张货币供给等一系列货币政策，但效果不甚理想，因此国内很多学者对上述观点表示赞同。我们认为，这些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并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西方国家的情况，但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
第一，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还非常有限，金融商品的种类较少，因此无论在目前还是今后很长时期之内，货币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区别不会太大，二者基本上是等价的。金融政策的目标就是货币政策的目标，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方位的货币政策报告中体现出来，物价问题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
第二，尽管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它对经济的作用力度是不同的，相比于其他的经济政策它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但不能因此推出我国的货币政策是绳子。首先，这一观点建立在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基础上，而我国并不存在凯恩斯所设想的流动性陷阱。其次，我国改革以来形成的强金融与弱财政格局虽有所好转，但还不能说已经从根本上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时间维持，货币政策也不可能从独木撑天的地位一下子退化为一根绳子。
第三，目前货币政策的弱有效性与多种因素都有关系，如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阻塞、间接性货币政策调控体系未建立起来、政策操作缺乏超前性、商业银行从1998年开始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等，因此不能简单得出货币政策在通货紧缩下失效的结论。试想，如果中央银行不采取有力的货币政策措施配合其他经济政策，中国经济不可能在2000年出现转机，也难以在世界经济整体处于低谷时仍能保持一枝独秀。
由此可见，我国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只是保持币值稳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选择多重货币政策目标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货币政策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